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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男性作家，尤其我这一代，对女性的认识是有极大欠缺的。”
在阎连科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她们》中，他写了四代女性，重点放在他的老家——河南那片土地上，历来被人们忽视的“乡村女性”。
他呕心沥血地描绘了一方土地上不同女性的命运，窥见了东方女性在近百年的历史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是如何被动地经历着自己的命运。
他写她们哭，写她们笑，写她们的沉默和疯狂，写她们的隐忍和醒悟。
从她们生命的延宕与变迁的岁月中，我们可以窥探到身为女性，不得不面临的人生困境，以及她们自身所独有的光辉。
从中可以领悟到：社会应当对女性作为“人”的本质，给予更多的尊重和理解。
更重要的是，身为女人的“人”——“她们”，应当主动选择，勇于主导自己的命运。
看不见的悲剧
在乡村，女性的劳动却被为“劳作”，这意味着比劳动更为辛苦与烦琐。
阎连科的母亲便是成千上万乡村女性“劳作者”的典型。
生产队里翻地,她和男人一样去翻；修水利，她和男人一道下河抬石头；农忙时,她半夜起床收麦子,在正午酷烈的日光下碾麦穗。
到了农闲时节，男人们在村头晒着暖阳抽着烟，母亲和几乎所有的女性一样端着针线筐,为丈夫、孩子们纳着鞋底儿、缝着衣服。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无数乡村女性就这般在田间院落忙碌着。
于是，衰老和疾病提前到来。医院的小道和公路上，她们的身影总比他们多。
当医生从阎连科的母亲身上取下十几个脂肪瘤时，他非常不解地说“你们农村的妇女太经得起病瘤折腾了!”
这便是阎连科母亲那一辈的人生写照：过度生育、过度劳动、过度的家务压得她们难有喘息的机会，但她们的忍耐力却异常惊人。
很少有人尊重，也很少有人理解压在女性身上的这三座大山，就连她们自己，也说不清这人生究竟“窝囊”在哪儿。
回忆那个在号召“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阎连科的母亲一脸严肃地感慨道:
“那时候把妇女也不当妇女看，每月来经时,也不能请上半天假。
月经来了还让挑沙、砸石头，经血就顺腿流在裤子上。”
目不识丁的她以最朴实的语言道出了“女人也是人，是人也还是女人”这样一个复杂的命题。
“女人是人，但不是男人”，可在很多情况下，又“不得不是男人”。
这便是阎连科在《她们》这本书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女性“第三性”：
除了与生俱来的生理性特征(第一性)，和后天历史、政治加诸于女性的第二性，还有文化、环境使她们像男人一样作为“社会劳动者”的他性。
而这样的特质，不仅存在于母亲那一辈，阎连科同辈的乡村女性，几乎在重复着同样的生活。
初中毕业时，成绩更好的二姐将家里唯一一个上高中的名额，让给了他。
在人生的分岔路口，她只纠结了一个下午，便做出了决定——将自己的命运当成沙石为弟弟修路。
在母亲和同辈乡村女性的一生中，家务和劳作被灌输为是她们天经地义的事。
“宛若她们生而为女人，生而就该和男人一样去干‘男人的事’,并且丝毫不能丢弃‘生而为女人的事’”。
可对她们来说，成为“第三性”，还不是唯一的悲剧。
更大的、看不见的悲剧，是遗忘。
婚姻，恰恰是她们永远被疏忽、遮蔽、遗忘的根源。
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凡是在男权所左右的家族伦理记忆里，女性总是被很快地遗忘、抹去。
阎连科的表姐因患有中枢神经的疾病，自幼嗜睡，但当时没人会想到“贪睡”竟然是种疾病。
表姐嫁人后被婆家认为是故意偷懒、不愿干活儿，就这样“被”离婚了。
后来，她远嫁给一位年长、二婚的山里男人后，便再也没有回来过。
十多年后，阎连科偶然知晓嗜睡原来是种病症，想要寻来表姐带她去看病，问遍了家中的长辈，竟无一人知晓她的住处。
人们内心的冷，就这样轻易地将一个人遗忘了。
在阎连科看来，“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这是最残酷、绝情，对女性犹如柔刀钝杀的文化和秩序。
第三性、被遗忘——这便是无数乡村女性身上，看不见的两大悲剧。
而当我们从这个视角出发，回忆家族和身边那些不同年龄段的女性遭遇，或许恰是她们作为人的本质，而并非前提是女人，“被真正看见”的第一步。
总有人“特立独行”
在母亲八十多岁的时候，阎连科第一次帮她搓澡，母亲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丑死了，这么丑地活了一辈子。”
这个“丑”字，意味深长。
千百年来，多少处于底层的女性正是如此，说不清自己的一生究竟“丑”在哪里。
说不清，便只有认命。但总有一群勇于主导自己命运的女人，心有不甘。
她们或坚强、或埋怨、或沉默，她们走过许多弯路，直到撞到头破血流才有了一丝觉醒的意识。
阎连科的大娘有八个孩子，家里经常穷得吃不上饭，但她总是脸上挂着笑、哼着戏曲小调，笑对生活的一切苦难。
追求自由恋爱，不顾家人反对、远嫁到山寨的美貌大姑，却在几十年后成为了家族中的恩爱典范。
在第七章《她们》中，阎连科采访了8名特立独行的女性，将她们的故事以精炼的笔法另成一章，试图以最极端的故事唤醒沉睡中的人。
“女性主义的问题，一定是通过极端的事件才能让我们醒悟、看清和感受，就像睡着的人你可能拍不醒他，但是猛地朝他扎一针，他就全醒了。”
她们当中，有不堪忍受丈夫长期暴力、当面出轨羞辱而杀人埋尸的妻子。
有和外出打工的丈夫长期分居，留在农村辛勤劳作却满心绝望而上吊自杀的母亲，她的遗言里写道“我每天每年都像男人一样干活儿。可我不是男人呀！看不到头，不想活了。”
还有一个叫改枝的乡下女子，丈夫常年在肯尼亚当劳工，一次偶然间她在集市上买水果结识了城里来的一位男子，自此下定决心离开丈夫。
她说：“不怕你笑话，也不怕你写出来——为了那事儿，为了有高潮，我落到今天不后悔。”
在这些女性中，没有人知道女权主义是什么，但她们仍然在蒙昧中做出了鱼死网破的抗争。
但在阎连科看来，中国女性真正的觉醒是在他的下一代。
“80后”所涌现出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作者看来，并非是自私。
身为女性，“她们没有伤害别人，没有违背法律，意识到了自我，这有什么不好？”
所以，《她们》的尾声落在了他的孙女身上。
书的最后，身为爷爷的阎连科一年又一年地带着年幼的孙女，在北京郊外紫竹园里游玩。
新鲜的小人儿领着全家一起走着逛着，路遇着垂柳、竹林、荷花、渠水、湖船、游乐场和茶座咖啡厅，又路遇了推着老先生轮椅的老太太。
这个一直声称要跟爷爷结婚的小孙女，主动推起了年迈的爷爷的腰，就这样——
“车轮流水，曲伸皆可，宛若日出、白云和虹都常年留挂人间了。”
他将这些年来，身为男性对身边女性的忽视，以及随后产生的愧疚感都化为陪伴来弥补。
这些他曾经“熟悉又陌生”、无从下笔的“她们”，如今已轮廓清晰，且充盈着新的希望。
她们，从来不只是她们
她们，从来不只是她们。
世上没有一个真的完全新鲜的生命，任何人的人生，都跟这个世界的过去相连接。
仅仅百年前，绝大多数中国女性还都是文盲，除了婚姻，再无其他栖身之道。
仅仅几十年前，还有许多乡村女性在婚姻中受尽委屈和暴力，却只能选择一忍再忍，真的忍无可忍了，就只能自杀。
知道了来处，才明白去处。
世界在飞速改变着，女性的位置也一直在变化着。
它理应变得更为合理，而这一份合理，要靠一代又一代新的女性，也包括男性——来一起达成。
社会对女性的尊重和理解，不应当仅仅是出于个人的礼仪和修养，而是一种作为人的本质。
正如阎连科先生写作这篇散文集的初衷：
“如果我们能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无论她是都市人还是乡村人，她们是八十岁还是几岁十几岁，我们做什么都不如对她们有几分理解和尊重。
尊重是最应该做的和改变的，如果大家读了《她们》，在对女性的尊重这一点上有一点改变和变化，那么这本书就有些价值了。
我希望她们首先成‘人’，然后成为独立、自尊的女性。”
▌写在最后：阎连科老师以细腻悲悯的笔触，书写女性苦难。
值得庆幸的是，新一代女性正紧随社会前进的脚步，得到教育、工作机会和婚姻主动权，而这些观念和事实上的进步，都得益于女性经济能力的提高。
除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外，越来越多的女性挖掘着自己的每一分潜力，比如通过兼职将兴趣变现，还能给自己增加一份稳稳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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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怪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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