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死不屈陈昌裔
梁广生
陈昌裔，云南富民人，举人，明崇祯十五年（）任广宁县令。后升信阳州知州，史载其：雅度雍容，爱民如子，清慎廉明，两任广宁兼署四会，临去士民遮道涕泣，勒碑。陈昌裔是在大明皇朝摇摇欲坠的时候出任广宁县令的。
到了崇祯年间，明朝已经渐渐衰落，崇祯帝朱由检的爷爷朱翊钧一开始还依靠张居正搞了个“万历中兴”。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出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因为在明朝，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所以言官普遍的作风就像今天的网络评论，
对于他的工艺水平，人民群众也特别买账，他曾命太监徐元文把他的木工产品拿到京城工艺品市场匿名出售，一下子引起轰动，每件产品居然卖到了三万两白银的高价。
既然有皇帝不做做木匠，各地英雄便纷纷来抢皇帝做了。连广宁大罗山（今螺壳山）的各路草莽也开始蠢蠢欲动，死灰复燃。崇祯元年（）广宁大罗山（今螺壳山）瑶、汉农民军进攻三水，驻乐塘等乡，三天后撤离。
崇祯十四年（）七月，洪承畴为援锦州率马科、吴三桂等八大将，兵十三万驻松山。清皇太极闻之，于八月二十日亲率大军驻扎于松山、杏山之间，横截大路，洪承畴惧，欲战则力不支，欲守而送粮之路已被截断。于是马科、吴三桂等相继逃走，诸镇兵皆溃。洪承畴所率兵十三万，先后失亡五万三千余人。锦州之围益急，而松山外援亦绝。
崇祯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李自成乘胜再攻开封，连续攻陷其所属许州、禹州、陈留、通许、尉氏、洧川、鄢陵、临颍、长葛、新郑、汜水等十余城。
王旻的《论崇祯帝》中提到，崇祯帝统治的最后几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天降奇灾。《广宁县志》有载：崇祯十五年饥荒，知县陈昌裔施粥。内乱、外侵、各地自然灾害，崇祯皇帝虽然继位后大力铲除阉*，勤于政事，生活节俭，曾六下罪己诏，是位年轻有为的皇帝。可惜其生性多疑，无法挽救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在位期间爆发农民起义，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已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年，李自成军攻陷北京时，崇祯皇帝于煤山自缢身亡。
陈昌裔这个时期在广宁任职两年，即崇祯十七年（）也就是明朝灭亡那年调升信阳州知州，在信阳任职多久就无从查证了。查《富民县志》：“陈昌裔，邑人，崇祯六年（）癸酉科举人，任信阳州知州。行己刚方，居官清正，致仕归，流寇入滇，威胁就职，裔执节不从，隐蔽深山云。”。
《明史?忠义传七?席上珍孔师程等》：“贼陷富民……在籍知县，陈昌裔，不受伪职，为贼杖死。”原来，陈昌裔是誓死效忠于大明，被清军活活杖责而死。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有疑问，清朝修的《富民县志》怎么会说“流寇入滇，威胁就职，裔执节不从，隐蔽深山云。”这流寇指哪一方呢？查史，清顺治十三年（）年二月，原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部将李定国等，把南明永历帝护迎至昆明，并以“扶明”为口号，团结了一批抗清力量，昆明一时成为抗清的重要基地。
清顺治十四年（）即南明永历十一年（），同样是张献忠残部的大西军孙可望出兵欲进犯昆明争地盘，在曲靖附近败于李定国，随后降清。清顺治十五年（）12月，吴三桂的清军三路入滇，清朝政府才占据云南。陈昌裔要么是孙可望入云南时，要么是吴三桂入云南时殉难的。而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以儒家思想治国宣扬忠孝节义，吴三桂、孙可望等被列为“汉奸”“流寇”“贼”，可见，卖国求荣的人最后连主子也当他作狗屎。反之，说退役知府陈昌裔“不受伪职”，那可是给官也不做，抱着“忠臣不事二主”的信念视死如归，体现的是古代士大夫宁折不弯的气节。正如《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所以，忠义之士就会名垂青史。
在陈昌裔殉节的同一时间，广宁新楼人周裕珑同样舍生取义。《广宁县志》：周氏谱裕珑为前明恩拔贡，生性刚断果敢。顺治间寇氛未息，阳山寇王刚龙聚众犯城，居民皆闻风逃避或劝出城避寇。珑曰：我等尽去城谁与守？因与当设策御寇，寇退未三月复犯城。珑率众守东门，时荫官千户所挟妻子开西门遁走，贼遂由西门入，焚其东门，人皆惊溃。珑见势不支，欲纠兵民截贼归路，乃佩刀越东门出，遇贼挥刀与之斗，力乏遇害。数日后家人觅尸于东门城下收葬，是役也。千户赵安与贼应，后贼平磔安于市，是裕珑有死难之节矣。
荫官，即是因祖上的功勋而得到官职的官员，而千户是明朝继承元朝兵制，设千户所驻守州县。这个赵安身为驻军首长在危难时带着老婆开西门逃跑，反而周裕珑一介书生挺身而出大呼：“我等尽去，城谁与守？”挥刀与敌搏斗，力尽遇害。
从小到大，我们的师长，我们的父兄一直教导着我们做人要有“气节”，气节者，民族魂也。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讲究“气节”的古老民族。民族气节，就是一个民族所坚持的信仰追求、文明准则、价值尺度(包括高尚道德和优秀品质等)。“气节”是支撑着数千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弱而复强、衰而复兴的灵魂和脊梁。
当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候，我们会像我们的前人一样吗？如周裕珑般说“我等尽去，城谁与守？”，如陈昌裔“执节不从，隐蔽深山，不受伪职，为贼杖死”。
贺震新铸大炮杨嘉谟死殉国
陈兆卓
明朝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那棵大槐树上吊自杀，大明王朝灭亡，这是一般教科书上描述的，也是普遍的说法。但是说深一点还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南明永历十六年（）即清康熙元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用弓弦勒死，南明永历王朝灭亡；另一个是台湾的郑成功政权，一直使用“明永历年号”，就是以明朝为正朔，直至清康熙二十二年（），郑克爽投降清朝，明朝才从此结束，成为历史。由于很多人对南明政权的事情不是很清楚，故此在这里说说。
大明皇朝灭亡后，明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的一些地方性政权，包括弘光皇朝、隆武皇朝、鲁王监国、绍武皇朝以及永历皇朝，前后共历18年，史称“南明”。
而存在时间最长的“南明永历皇朝”定都肇庆，与广宁近在咫尺，无论是朱家自己兄弟争王，抗清战争，还是与李自成的残部大顺军和张献忠的大西军打打合合，无不对广宁造成极大的影响。由于这些皇朝或政权除永历皇朝外，存在时间和影响力都不大，后人习惯通常称之为“政权”。
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后，留都南京的明朝官僚于同年五月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建立“弘光政权”。由马士英、史可法等奉明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京。朱由崧同年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继续沿用大明皇朝为年号——“弘光”。
这个弘光皇朝存在只有一年，没有和清军打过仗，却内讧不断，但因清军忙于与李自成的大顺军作战，从而给弘光政权得以喘息之机。到弘光元年（）四月辛未日，南明降将李成栋引清军包围扬州城，督师江北的兵部尚书史可法率城中百姓抵御清军，史可法急忙向朝廷求援，但却因为镇守将军个个拥兵自重、意图观望，最终扬州城在被围八天后沦陷，史可法被俘，不屈就义。由于扬州总兵刘肇基率残部和百姓继续巷战，直至矢尽人亡。清军攻破扬州城之后进行了十天屠杀，史称“扬州十日”。
与此同时，四月甲子日，弘光帝在南京贡院选淑女，七十人中选中一人。四月壬戌日，杭州送来淑女五十人，弘光帝选中周姓一人。五月初八日，清军乘大雾夜渡长江，次日攻克镇江。南明沿江守军皆溃。五月十四日，清军自镇江南下丹阳，西趋句容，直抵南京城下，南明遣臣迎降。五月二十二日，清军俘获逃奔芜湖的弘光帝朱由崧。至此，弘光政权亡。南明先后归降者共计马步兵23.8万人。五月二十四日，清豫亲王多铎抵南京，多铎率领的清军只是二万骑兵。
清顺治二年（）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江南人民一律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严重伤害了江南百姓的民族感情，于是纷纷起而抗清。其中嘉定人民的抗清尤为顽强激烈，闰六月十三日，剃发令下，群众开始酝酿反抗，清嘉定知县强制剃发，起义顿时爆发。城郊居民一呼而起，打败来剿清军，人民公推黄淳耀、侯峒曾出面领导抗清。降将李成栋率清兵猛攻，城中居民冒雨奋战，坚守不屈，清军最后用大炮轰城，始得攻入。侯峒曾投河死，黄淳耀自缢，城中无一人投降。清军屠城，杀两万余人后弃城而去，次日朱瑛又率众入城，组织抗清，旋败，再遭清兵屠杀。八月十六日明将吴之藩起兵，反攻嘉定，亦败，嘉定第三次遭屠城，史称“嘉定三屠”。
这段时期广宁还是属于明朝管辖的，从上述资料可见到上一任县令陈昌裔“升信阳州知州”，“贼陷富民……在籍知县陈昌裔不受伪职，为贼杖死。”可知湖南信阳和陈昌裔家乡云南富民还是南明皇朝的势力范围。陈昌裔的后任贺震新，任上还铸造大炮十门，准备打仗。贺震新，籍贯、出身不详，查《肇庆府志》，和现存的两本清朝《广宁县志》职官栏目中，都没有贺震新的记载，而在旧县志《大事记》中有“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明朝命官知县贺震新铸大炮十座”的记载。这就说明了贺震新由南明弘光政权所委任，也由于弘光政权不算正统皇朝，所以他不记入历朝正式知县名单之中。而贺震新铸大炮正是为了抵抗清军，作打仗的准备。
“红衣大炮”是欧洲在16世纪初制造的一种火炮，明代后期传入中国，也称为“红夷大炮”。红夷大炮在设计上确实有很多优点，炮管长、管壁很厚、而且是从炮口到炮尾炮管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低的原理。红夷大炮成了明朝末期对抗后金铁骑的最强武器。当时的战法为：将后金的骑兵诱入城头红夷大炮射程，然后用红夷大炮射击，效果非常显著。明朝崇祯十二年（）至崇祯十五年（）期间，明清军队双方展开“松锦大战”，双方均使用了红夷大炮，明军在关内加紧造炮，清军把红夷大炮用于大规模的野战和攻坚。清军仅松山一役，就调运了炮弹万颗，红夷大炮37门，炸药万斤，到阵前备用。
明天启六年（年），红夷大炮在宁远之战中发挥极大威力。据史料记载，后金的攻城行动在明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下，八旗官兵血肉横飞，尸积如山，是努尔哈赤成军以来的首次挫败。明天启七年（），在宁锦之战中，后金大汗皇太极率领大军围锦州，攻宁远。明军红夷大炮再次发挥巨大威力，明军大胜。
澳门西湾湖边，主教山脚有一个公共汽车站名叫烧灰炉，那里后面山边是卜加劳铸炮厂旧址，是澳门最早由葡萄牙人经营的制造厂。葡萄牙人在澳门留居后，为了安全防卫，陆续在澳门各险要点建筑炮台，扩大对火炮一类武器的需求。明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铸炮专家伯多禄·卜加劳(PedroBocarro)在西望洋山麓竹仔室村尾选择地点开设铸炮厂，由卜加劳亲任经理。
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军事工业也比较发达，为了防止西班牙、荷兰等殖民对手的侵夺，澳葡当局在澳门各处建有大小9座炮台外，还建有被远东的葡萄牙人称为“世界上最好的铸炮工厂”——卜加劳铸炮厂。该炮厂制造了大量的各式铜铁大炮，不仅能满足澳门自身的防御需要，还可以向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出售，使澳门成为远东最著名的铸炮基地。这就为中国引进红夷大炮提供了技术上的便利。鉴于此，徐光启以天主教徒的身份，通过当时在澳门的传教士，募购了80多门西洋大炮，从而拉开了红夷大炮传入中国的序幕。澳门离肇庆、广宁不远，一条水路直通，西方传教士从澳门进入中国，最早的落脚点就是肇庆，故此，贺震新所谓铸炮很有可能是从澳门购买。
隆武政权，顺治二年（）闰六月初七，明福建巡抚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及南安伯郑芝龙、靖虏伯郑鸿逵等，奉唐王朱聿键称监国于福州。闰六月二十七日称帝，改福州为“天兴府”，以是年为隆武元年。
朱聿键，朱元璋九世孙，端王朱硕熿之孙。隆武政权建立之初，俨然有所作为，集廷臣议抗清战守。也正好清朝统治者在摧毁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弘光政权后，认为全国即可平定，把分别与之作战的英亲王阿济格和豫亲王多铎两支军队撤回北京，隆武皇朝才得以苟延残喘。朱聿键即位不到半月，即下诏亲征，影响颇大。江浙、安徽、江西各地义军纷起，响应抗清号召。然而军政大权掌握在地方实力派南安伯郑芝龙手里，隆武本人也为其挟制，实际并无建树。隆武二年（）即顺治三年，七月，清军攻下浙东浙南，即挥师南下。郑芝龙暗中与清军洽降，撤兵晋江安平镇。福建门户敞开，清军长驱直入。隆武帝出奔汀州，八月二十八日被清军追及擒杀，隆武政权灭亡，存在也是一年多一点。
与隆武政权差不多同一时间，在浙江出现了一个“鲁王监国”，清顺治二年（）闰六月二十八日，在浙江余姚、会稽、鄞县等地抗清义军及明官吏缙绅的扶持下，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监国，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制度，通常是指皇帝外出时，由一重要人物（例如太子）留守宫廷处理国事，也指君主未能亲政，由他人代理朝政。
朱以海，朱元璋十世孙，鲁王朱寿镛第五子，明崇祯十七年（）二月嗣王位。鲁王政权建立后，控制浙东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地，拥有浙中义师及原明总兵方国安、王之仁部，且凭借钱塘江天险，曾汇兵合攻杭州。但其政权腐败，热衷于与隆武朝争夺皇统，势同水火。顺治三年（）六月不战而溃，朱以海出海至舟山。清军迅速平定浙东，鲁王大臣张国维、朱大典、孙嘉绩、王之仁等先后战死，方国安、马士英、阮大铖等降清，该政权建立不到一年即告灭亡。
而上述政权灭亡之后，在广东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南明皇朝。由于这两个政权，对广宁来说一个是省城，一个是首府，所距路程亦差不多，亦不远，不能不费些唇舌说明一下。绍武政权，顺治三年（）十一月初二，大学士苏观生、隆武辅臣何吾驺等于广州拥立朱聿键之弟朱聿鐭为帝，改元“绍武”。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清军李成栋部攻入广州，朱聿鐭等皆死，绍武政权仅存41天。说来搞笑，这个短命的绍武皇朝由开始到灭亡就是一场闹剧。顺治三年（）隆武皇朝灭亡的消息传到广东、广西等地，南明的各地官绅在十月初十日拥朱由榔在肇庆监国。但另一批有势力的广州南明官员不愿意到肇庆，正好朱由榔监国的第七天，传来清兵打下赣州的消息，朱由榔赶忙逃到梧州。在广州的那班人趁机把隆武皇朝灭亡，从海路逃到广州的隆武帝的弟弟朱聿鐭称帝，在十一月初五日举行登基大典国号“隆武”。
《广东通史》：“十一月初二日，为抢在朱由榔称帝之前，南明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同广东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等在广州奉请隆武帝之弟唐王朱由鐭监国，在十一月初五日正式称帝，改第二年为“绍武元年”。十一月初八日，朱聿鐭在广州即位的消息传到梧州，朱由榔于十一月十二日东返肇庆，十八日宣布即皇帝位，改第二年为“永历元年”，因为文武官员衣冠来不及准备，只好穿上戏班用的戏服登场。”
大敌当前形势如此严峻，这些人仍重蹈明朝后期的积习，互结朋*，各援*系。最为可叹的是，永历朝派遣使臣彭耀和陈家谟到广州宣诏，绍武朝廷认为这是侮辱，斩杀来使，激得永历帝派兵部右侍郎林佳鼎举兵“讨伐”，同时绍武帝也派陈际泰向肇庆进发，旗号也是“讨伐”。十一月底，两支南明“讨伐军”相遇于广东三水，永历军先获胜利，攻杀八百多绍武兵，陈际泰狼狈而逃。林佳鼎得意忘形，挥军直杀广州而来，绍武帝一下子着慌，苏观生倒有主意，他派林察率数万海盗（现已招安为绍武军）前往迎敌。林察与林佳鼎是旧相识，就派人诈降，林佳鼎信以为真，置林察兵于不顾，径自带领战船追击窜逃的绍武残军。林察所率的昔日海盗个个勇于海战，又富于经验，暗中设伏，突然向永历军船施放火器，永历军大惊溃败，不是被水淹死、被火烧死，就是被自家明军杀死，林佳鼎本人也受炮击，死无全尸。永历军只有三十余骑人马逃出此厄。“窝里斗”中大获全胜，绍武帝飘飘然，自以为“天授帝位”，开始搞那套郊天、祭地、幸学、阅兵的花架子。君臣上下，又大肆封赏，胡乱赐官，究其实也，他只是广州一个城的“皇帝”而已，“七门之外，号令不行”。
朱聿鐭还大讲排场，为了准备宫殿、衣冠、卤簿而骚扰百姓，并下令家家户户都要张灯结彩，夜如白昼。在即位后的10天之内，他就任命了几千个官吏，要他们都穿着朝服进宫参见，官吏们没有朝服，只得借戏装代用，被时人传为笑话。他又收编各路海盗，以图充实力，潮州有个无赖叫杨明亮的，到广州来吹嘘说，他在潮州、惠州一带有10万精兵，朱聿鐭竟然封他为潮惠巡抚，将当地全部官吏的任免权都授予他，还发给官印。杨明亮回乡后，就一手收钱，一手交货，拍卖官职。
同年十二月，正当绍武朝廷在同永历朝廷激战正酣，并且占据上风的时候。清军在佟养甲和李成栋统率下，伪装成明朝军队，出其不意地从福建攻入广东潮、惠地区，当地用钱买来职位的官吏都纷纷降清，李成栋就命令他们仍然按时向广州朱聿鐭报告民情，使朱聿鐭还不知潮、惠地区已经落入清军之手。接着，李成栋挥军进攻广州。隆武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李成栋派三百精骑兵从惠州出发，连夜西行，从增城潜入广州北。清军十多人化装成艄公，从水路大摇大摆乘船入城，然后从天字码头上岸，沿双门底（现北京路）直到布政司府前他们才在众人面前掀掉头上包布，露出剃青前额的满人发式，挥刀乱砍，大呼“大清兵到！”
“鞑子来了”一句惊呼，满城皆沸，百姓民众争相躲避，乱成一锅粥。说来也真是奇怪，无论是在城里有已和南明联合抗清，能征善战如李自成的“大顺军”，杀人如麻如张献忠的“大西军”，即使是出生入死、血斗冲杀无数的明军勇兵武将，还是那几千个刚刚被封的大小官员，只要一声“鞑子来了”，个个魂飞魄散，即时溃散。绍武帝正和苏观生等人在国子监“视学”，忽然有卫士急报清兵入城。苏观生非常生气，昨天潮州还有信报说一切无恙，今天怎么会有清兵来此！他挥手让左右杀掉报信卫士。
入城的清兵很快杀掉广州东门守卫，大开城门，数百清兵策马冲入，大红顶笠满街驰奔。绍武君臣这才知道清兵真的杀到，无奈大兵都西出和永历军交战未返，宿卫禁兵也一时召集不全，一时间作鸟兽散。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十五骑灭绍武”。
朱聿鐭只得慌忙逃到大臣王应华宅第躲避。都给事中(官名，掌管侍从、规谏、稽察、补阙、拾遗等事)梁烘，为了降清而骗苏观生自缢后，又自告奋勇带领清兵闯入王应华宅第，搜得朱聿鐭，关押于东察院。清兵送来饭食，朱聿鐭说如果我饮你们一滴水，怎么去见地下的祖先，坚决绝食，当天晚上，趁守兵不防备，他解下腰带自缢而死。他死后，在广州的明朝皇族一干等人，都被清兵捕杀。这个玩了四十一天皇帝朱聿鐭还算有骨气，在被俘后表现出了一定的气节，也是值得后人称道的，也可以说十分进入了角色。
永历政权，顺治三年（）十一月初八日，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桂王朱由榔于肇庆称帝，以次年为“永历元年”。朱由榔，明神宗之孙，桂恭王朱常瀛少子，初封永明王。。
史料：
顺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永历朝廷离开肇庆再度逃入广西。
顺治三年（）正月十九日，李成栋部由三水进至高明，留守肇庆的明两广总督朱治涧不战而逃，李成栋即命部将罗成耀留镇肇庆，自己领主力进攻梧州。梧州守将陈邦傅弃城而逃，二十九日，李成栋占领梧州，二月间，明内阁首辅丁魁楚投降，被杀。
顺治五年（）李成栋反归南明，永历帝由南宁迁回肇庆，整个广东都在南明统治之下。
顺治六年（）派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领兵取广东，并“全省巡抚、道、府、州、县各官并印信俱令携往”。
顺治七年（）年正月，尚可喜攻下南雄、韶关，消息传到肇庆，永历帝朱由榔再次逃到梧州，这次逃离肇庆后便没有再回过广东。
朱由榔为人懦弱寡断，昏庸无能。在抗清名将何腾蛟、瞿式耜、堵胤锡、郑成功等的支持下，尤其是大顺、大西农民军与之联合抗清，永历政权才得以生存下来，支撑台湾及中南、西南数省半壁江山，声势颇大。顺治五年（）春收复了湖广、湘桂部分地区。顺治九年（）收复广西全境。接着北取长沙，东扫江西，收复二州16郡。但永历朝政腐败，统兵将帅专横跋扈，朝廷中宦官专权，朋比为奸，内讧激烈。顺治十五年（）四月，清军主力从湖南、四川、广西三路进攻贵州，年底进入云南，大西军精锐损失殆尽。顺治十六年（）正月永历帝狼狈西奔，进入缅甸。顺治十八年（）吴三桂率清军入缅，同年十二月永历帝被俘，次年四月与其子等被吴三桂缢杀，南明最后一个政权覆灭。
史载:“杨嘉谟，顺治四年（）即南明永历元年任，八月西寇焚烧县城东门，城陷，杨嘉谟与典史被杀，死伤男女多人。宗器尽毁，按委署官通志不载，故杨君之任前志缺焉，然考之旧乘总论杨君以城拒寇与城俱陷，盖忠于官者，特为存之不可以常例论。”这里就特别说明杨嘉谟和贺震新一样，非正统王朝委派，还是代理知县，本来不入通志。清朝以儒家思想治国，宣扬忠君报国，他是被杀死在岗位上，属殉职，故将他列入通志，但说明“不可以常例论”。后来清乾隆十二年（）知县李本洁建忠义祠在山川坛后，祀殉难知县杨嘉谟、典史平福履、守御所吴家祥。
《广宁县志》：“顺治七年（），清廷委派的首任知县沈希张到任。”委署知县杨嘉谟，典史平福履这两个人是哪方委派的？如果是清朝政府，那在时间上，大环境形势上看似乎概率很少；如果是南明绍武帝委派的，绍武帝自己本身也只是做了四十一天皇帝；看来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肇庆的永历皇帝委派的。
而从南明永历元年（）到顺治七年（）清廷委派的首任知县沈希张到任这段时期，广宁正处在清军、南明军、李自成义军残部，张献忠大西军互相作战之拉锯地区，是处于没有县政府管理，兵荒马乱的时期。现在查史料，有关广宁这段期间的记载竟然没有只言片纸留下来，可以想象当时的战乱到了怎么样的程度。至清顺治十四年（），全县人口只有六千三百人，而且减少的多是妇孺！今天的人难以想象，占地二千五百平方公里的一个县，只有六千多人！可见当年我们的祖先在战乱时期经历过怎么样的苦难。
番薯盛世
陈兆卓
这是一张广宁自建县（年）至清朝末年（年）人口统计数据表：
序号
年代
丁
口
总共
1
明嘉靖四十一年()
2
明隆庆六年()
3
明万历十年()
4
明万历四十年()
5
清顺治十四年()
6
清乾隆十四年()
7
清嘉庆二十一年()
8
清同治六年()
看这表会令人一头雾水，特作解释：
一、“序号1至序号4”，明朝人口统计，“丁”是指十六至六十岁的纳丁税的成年男子，而“口”则是全部人数。
二、“序号5”，清制，凡男子自十六至六十岁称“丁”，妇女称”口”，合称“丁口”。丁口既是统计人口的基本计量单位，亦是派征丁银、徭役的依据单位。所以总数要把丁、口两数相加。
清朝初期人口急剧下降。那是由于经过数十年的战争，“人民多遭惨杀，田土尽成邱墟。”各地多是“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特别是广宁，明朝灭亡初期，由于汉族人民的抵抗，加上南明政权永历皇朝定都肇庆，与广宁近在咫尺，广宁还是肇庆府属县，而这一带还有李自成大顺军的残部和张献忠的大西军，各方势力在这一带拉锯交战，人民被屠杀，被裹胁，被逼流亡，人口锐减，经济凋零。直到顺治七年（）才来了清朝的知县，而这个知县沈希张还是藩王尚可喜派出的。紧接着又是“三藩之乱”，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俩藩王照旧横行施暴。当时“村落、市镇夷为废墟，田园荒芜；被迁之民，少壮流离四方，老弱转死于沟壑。”“昔之村，大者或数千家，小者亦数百家；今则闾井萧条，无鸡犬相闻之旧。”二藩恃其兵权在握，擅自横征暴敛，搜括民财，私设“总店”，罗踞津口，滥征货税。从无收税之例的日用鸡豚，乃至蔬果，都在私抽之列。尤其是垄断海贸，大搞走私贸易。因其滥征苛税，行商望而却步，“西江之船遂不往来”，商业凋零。时人黄居石的《哀江门》诗写道：“甲辰移海尽邱墟，古庙独存新市侧；毁瓦颓墙塌平道，四顾萧条目空极。”可谓是当时市镇惨状的真实写照，康熙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广东民人，为王下兵丁扰害甚苦，失其生理。”康熙十五年（），康熙平定“三藩”后广宁才算安定下来。
三、“序号6”，乾隆六年（），本县奉诏新增滋生丁口永不加赋，统计造册不分男女老幼。
四、“序号7”，乾隆六年（），本县奉诏新增滋生丁口永不加赋后，从赣南、闽南、粤东等地迁入广宁的人不断增加。至嘉庆二十一年()，广宁人口已经超过了十万人。除外地迁入之外，屯丁在广宁亦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屯丁：设屯田，每卫所官军设十分，为率七分守城，三分留屯，正军授田二十亩，岁纳粮米五石，余军次之而减。清道光县志载：乾隆元年至五十一年（--），新增屯丁六百零九丁……又嘉庆二年至二十一年（—），新增屯丁二千一百四十一丁以上。盛世滋生屯丁七千三百一十三丁，经奉文永不加赋。因为清朝的募兵制绿营兵一人在伍，全家编入兵籍，父在子为余丁，父死子替补，一丁便是一户人，这七千多屯田军人留在广宁，便使广宁增加了数万人。
附：广宁的几个屯田所。
第六所屯田九十四分座在新招铺
第七所屯田九十九分座在官塘罗文铺
第八所屯田八十八分座在森洞膺洞铺
第九所屯田八十九分座在永义顾溪铺
五、“序号8”，从乾隆十四年（）到嘉庆二十一年（）的67年中人口从七千多人增加到十万人，再到清同治五年（）知县杜凤治上任广宁时在日记中记载：“男口十七万有奇，女口十五万有奇。”即是说人口已经超过三十二万。即是说，从乾隆十四年（）至同治五年（）这年中，广宁人口增加了42倍。
除人口增长外，经济也在高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道光县志有说：“康熙雍正年间一般民居多是泥砖屋甚至草屋，乾隆以后山林农地逐渐开发，各种物产数倍于从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县城及附近的富裕人家开始花大本钱建造青砖大屋，石砌墙脚，柱子漆成红色，椽子雕着花纹，窗花用砖雕，各乡富户也大致如此；康熙雍正以前富室椅棹多用黎木或沙鸠，都是当地木材，求其朴素浑坚而已，乾隆以后风尚大变，椅桌多以花梨木嵌云石，并讲究厅廊之摆设；从事工业者多为本地人，乾隆以前本地工艺人少木匠泥水等工匠多数来自外县，如烧砖的则是江西人，织布的三水人居多，乾隆以后本地人多学习累积经验，木匠泥水、烧砖瓦、织布、打银的能工巧匠多不胜数，但唯有石匠可能太辛苦无人学，都是潮州、惠州人。”
人说“康乾盛世”，广宁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真正的盛世了。现在史学界有人提出康乾盛世是“番薯盛世”。那是因为明代后期玉米、番薯传入中国，这两种农作物传入不久，凭借产量高及其对于环境适应性较强的优势，迅速在全国各地扩展，传播中不但取代了原有旱地作物的地位，而且形成了新的作物组合与轮作体系。随着中国人口大幅度增加，成为北方旱地与南方山区重点依赖的粮食作物。对于支撑中国社会发展与民生、民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引发康乾年间的人口和经济蓬勃发展。
玉米和番薯都是高产作物，对土壤的适应性比较强。当时北方的粟和冬小麦亩产约一百多斤，南方水稻亩产最好也只能达到两百多斤，而玉米轻而易举地就能达到了二百五到二百八十斤，番薯的产量更高。玉米、番薯传入中国之初，首先立足之处在东南丘陵山区，这些地区原本以粟和黍为主要农作物，玉米、番薯传入不仅提升了山区开发的力度，而且替代了粟和黍在山区农业的地位，实现了山区农作物的替换，成为山区开发的主要作物，改变了人民的粮食结构。而广宁恰恰就是山多田少的山区。
乾隆十四年（）县志，《物产篇》，谷品：黍、粘、糯、粟；蔬品：姜、薯、芋、芥、茄、莙荙、萝卜。
道光二年（）县志，《物产篇》，谷品：稻、粘、糯（皆一岁两造）、麦、粟；蔬品：竹笋、莲藕、番薯（红白二种）、薯、芋、黄芽白（向称郡城麦仔园菜）
这样看来，番薯应该在乾隆十二年（）后才传入广宁的，或者是已经传入而未大面积推广种植。也就是这段期间，广宁的人口和经济呈爆炸性的增长。我没有确凿证据和资料说明番薯的引入对广宁的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更没有资格下定论说什么“番薯盛世”。广东财经大学老师林强先生曾经到盛产番薯和番薯干的广宁县潭布镇作“番薯文化田野调查”，得知当地番薯的种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并培育出亩产高达三千至五千斤的优良品种。省农科所的专家教授带着研究生专程在潭布黄狗垌蹲点两年，对“黄狗垌番薯”进行研究和优化培育。从科学的角度对广宁番薯的植物学内涵、历史脉络与文化结构体系进行了研究。并制定出地方质量技术标准，纳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申报。确定了广宁番薯几百年种植历史及培育出当地优质广宁番薯品种、潭布番薯干原产地的地位。广宁人嘲笑人从乡下出来的农民常常会说“番薯屎都未疴净！”这也说明了以前农村是经常吃番薯的。
文章结束前摘录两段番薯进入中国的资料。
徐光启《甘薯疏序》的一段译文：
一六零八年，长江以南发大水，麦子稻子都没有收获。我想种点儿什么来救急，同时也为以后的救灾预作打算。有人说福建、浙江在灾荒年月种植甘薯获益，门客莆田徐生多次给我送来种子，试着栽种，产量还很高，和原来土生土长的并没有差别。看来，桔树即使过了淮河也不会结出枳实来。我不敢用麋鹿只能生长在山区的想法把自己局限起来，很想到处宣传推广，又怕用口来说不能使家喻户晓，就写了这篇《甘薯疏》作为倡导。
番薯引入中国的几种传说，对照上文明朝崇祯时，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徐光启的《甘薯疏序》，福建人陈振龙引入的可靠性高一点。番薯最早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从美洲传到世界各地的。明代，中国对外的海上交通十分发达，番薯也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一个传说故事是：番薯是在明代万历年间(一年)，从吕宋(今菲律宾)传入中国的。当时，福建商人陈振龙到吕宋经商，发现当地出产一种叫“朱薯”的植物，“功同五谷，利益民生”，当地人视为珍宝，而政府严禁“朱薯”出口，哪怕是一根薯藤也不准流出国界。陈振龙花了大量的钱财，买了几尺薯藤，并学会了种植方法。随即便将薯藤藏在船中，带回国内。从此，番薯便在我国国土上繁殖开来了。另一个故事说：广东电白县有个叫林怀兰的医生，从交趾(今越南)引进了番薯。那时，番薯是交趾的国宝，林医生治好了国王女儿的病，在国王赏赐的番薯中私留几块生番薯，他带着番薯逃回中国。途中，交趾国的关将因为曾受过他的医治，受惠于他，于是放他出关回国，而那个关将也因此投水自杀了，此后，广东才有了番薯。还有一个故事，说的也是万历年间的事，说广东有个叫陈益的人，在安南(今越南)受到当地酋长的接待，吃到了番薯，甘美无比。他买通了酋长的仆人，私带番薯回国，途中历经险阻，最终将番薯引种到了广东。今天福建乌石山有“先薯祠”，广东吴川霞洞乡“林公庙”，都是为了纪念引薯的先贤们的。这些故事说明，在传统时期的社会中，一个有益民生的物种的引进，多半是经历的千辛万苦的；亦可以说，不管是谁引进都好，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
博览群书的张尔奎两袖清风
陈月婷
清风两袖朝天去，
不带江南一寸绵。
惭愧士民相饯送，
马前洒酒注如泉。
用这首诗来形容张尔奎最为贴切不过，康熙八年（），张尔奎任广宁知县，他在广宁期间一心为政，清正廉明，在历史印记中熠熠生辉。
张尔奎的清廉离不开圣贤之书的熏陶，勤于苦读的张尔奎于顺治八年（）中举人，顺治十八年（）中进士，康熙八年（）任广宁知县。他一生简朴而好古文章，在广宁担任知县期间，每天出入则用扁舟载琴，携书而行。乘坐扁舟，亦喜欢捧个横琴，即兴弹奏几曲，以赋诗雅。或手不释卷，饱读圣书，经常约上文友，吟诗作对，常作佳句，寄情抒怀。著有《粤行日记》《柯古堂诗文集》等。
张尔奎甚爱读书，因此藏书也多。县衙的书房里藏书甚多，其中有《天禄琳琅书目续编》中著录元刊本《松斋文集》10卷，并有董其昌《手跋》，董公称其“与宋版无异，快读一过归之，志予幸见”。
张尔奎家乡藏书楼有名“柯古堂”，兄张实居，字宾公，别号萧亭，家亦有“采芝山堂”，收藏诗文颇多。藏书印有“张氏宝藏”“张尔奎”，其父印章有“邹平西张氏举之甫鉴赏印”等。有佚句更充分体现张尔奎爱书如命：“萧然行李实无多，沙土仍防榷使河。两箧诗书三百册，千金一字重如何？”
如此酷爱读书，肯定离不开他的良好家风。我们先来了解他的背景，张尔奎，山东人，进士，康熙八年（）任广宁知县。史载他“离任时清风满袖，囊橐萧然，实清官也”。张尔奎（～？）清初藏书家。字锡公，山东邹平人。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张延登，官至工部尚书；父张万钟曾任浙江府推官、刑部郎中。正所谓“无规矩则不成方圆”，自古以来不论世家大族、寒门小家，想要治家严谨延续家族辉煌，无不严于律己制定出一套家规准则来约束指导家族成员的行为。邹平张家家训洋洋万言，分《处世金鉴》《忠君鉴》《孝亲鉴》《夫妇鉴》《兄弟鉴》《朋友鉴》《慈爱鉴》，全部用文言文写成。而总纲《忠定公训家语》，很有意思。特录如下：
训有石刻比部公书，昔在城西门内尚书府宗祠中，时值鼎革，家以中落。府第祠宇荡然无存。县令以此训关于风俗人心最为切要，载入邑志，移石刻于文庙。窃念念忠定公以此言训家，复勒石于宗祠，其期于后人者切矣。今敬书载于家乘之首，祈我族人共守斯训，以教子孙，庶不负忠定公训家之苦衷乎！
从小受到良好家训的张尔奎，谨记家训：“凡人家子弟，宫室车马，衣服饮食，僮仆器用，事事要整齐，然后志骄意得，这是一副俗心肠。”担任广宁知县期间，他依旧保持省吃俭用的作风，宫室不如人，车马不如人，衣服饮馔僮仆器用不如人。即使为民排忧解难，百姓留他吃一顿便饭，他马上拒绝，离开广宁依旧两袖清风。然而，他的学问却比其他人强，存心制行强似人，功业文章强似人。
广宁的历代知县当中，能有一位酷爱读书、清廉如镜的县令，确实是让后人“以此为鉴”的榜样。
县令黄金从
陈月婷
广宁从明朝嘉靖三十八年（）建县，至清朝道光元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先后有68人在广宁任过知县。籍贯福建龙海的举人黄金从就是其中一位，在广宁担任县令八年有多，为广宁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历史记载的功绩斐然。
清政权建立之初，战火仍在燃烧，百姓流离失所甚多。明末天启三年（），全国在籍人口尚有五千多万人，而到清顺治八年（），却只剩下三千余万人。明万历年间，在册耕地为八十多万顷，而到清顺治八年（），则只剩下五十多万顷了。清朝前期，统治者为了招抚流亡，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毅然抛弃了关外的赋役制度，实施了前明朝曾经小试过的“摊丁入亩”制度。土地兼并又造成大量的人口流动，不少人丁聚而复逃，“丁额缺，丁银失，财政徭役以丁，稽查为难，定税以亩，检核为易”。他们主张“丈地计赋，丁随田定”，即实行“摊丁入亩”，以期通过采用“赋役合一”的办法来消除弊端。土地是完整的、稳定的，而人口却是变动的，因此，按田定役或摊丁入亩的制度就比按人丁定役的里甲制度要稳妥和适用。
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清军平定“三藩叛乱”开始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为清理因战争周边省份的开支，康熙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康熙帝根据九卿遵旨议定的“清查法”，根据实际情况，又作了补充修改。规定：一、奏销驳察，仍按现行例实行；二、各省驻防官兵，先尽本省所收粮草支给，如有不敷，照时价给发，有浮冒者将该管官并该省督抚照例处分；三、以前办理军需浮冒者由督抚清查明白，限一年内追完；四、各省兵马钱粮数目，由该省将军、督抚、提督等官印领结状，按季送部，以便查实，如有不符，照蒙混例处分；五、直隶等各省奏销钱粮，凡有驳查者，俱令具题完结，不得以咨文塞责。
康熙元年至二十五年（—），统查广宁户口概况，统计原居民户口共有二千六百七十六户。黄金从上任后趁着执行朝廷清查令，先把前面十三年来农民所欠的税一律免除，然后招徕流亡人口和破产平民，把土地分给他们耕种，从中收取地租。又推行“摊丁入亩”制度，摊丁入亩又称作“摊丁入地”“地丁合一”，始创于明代，是清朝政府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普遍实行。其主要内容为废除人头税，客观上是对最底层农民人身控制的放松，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将中国实行两千多年的人头税（丁税）废除，而并入土地税。这是黄金从上任后的重大举措。
清康熙年间，“丁随粮派”或“以田摊役”的地区，在全国全面颁行了“摊丁入亩”之制，饬令各省奉行。这样，将“丁役银”负担从人口方面全面转向土地方面，以减轻贫民疾苦，稳定社会秩序。人民安定下来后，黄金从则开始所谓“教化”，大致有五：一、是“国之大事”和“所以为民祈福”的祭祀。每月初一、十五及各祭日，知县均须率领同城各官及士绅人等向孔子、城隍、关帝、社稷、山川、风云、雷雨、历代帝王、圣贤、忠烈等致祭，就像今天官员们出席各种活动。二、是兴学贡士。知县要为办县学、书院提供财力物力支持，并亲自主持文武童生在县一级的科举初试。三、是宣谕读法。皇帝若有诏令谕旨，知县须出榜文，晓谕民众，并宣讲旨意法令。四、是对本县“孝子贤孙、义夫节妇，孝节可称、节操显著”者进行访察，访察确实后，提请旌表，以励风俗，发现、树立起榜样人物。五、是发展公共事业，诸如兴修水利，劝业农桑，赈灾恤孤，修桥补路等。
康熙二十五年（），知县黄金从重视礼教兴县，提供财力支撑，修建明伦堂，并且按朝廷部颁发标准“捐铸炉壶簠簋，尊彝祭器”。当时明伦堂香火鼎盛，信徒不绝，“两庑”内圣贤教书育人，博文约礼。其实，明伦堂是各地孔子庙的大堂名称，清代各县学宫都建有明伦堂，归学官（儒学）掌管，是个聚集生员讲经、讲圣谕、宣传封建伦常的地方。明伦堂强的作用为强调“博文约礼”。香港中文大学校训为“博文约礼”，“博文约礼”出自《论语》“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它是孔子的主要教育规训，知识深广谓之“博文”，遵守礼仪谓之“约礼”。
黄金从坚持兴学贡士才能振兴社稷主张。知县要为办县学、书院提供财力物力支持。康熙二十四年（），知县黄金从利用县衙南面，即是被官府没收的大屋，捐出俸禄建立义学一所，并撰写了《义学记》志文一篇。又捐资买下田地二百二十八亩多作为学田，所收租谷供义学的日常开支。
县义学办好后，黄金从又不辞劳苦，从广宁坐船到四会后，转从陆路去到远离县城的甫三铺，即现在四会江谷，召集当地父老乡亲劝办义学，得到当地父老乡亲的支持，更有乡耆曾一元捐出屋地兴建义学，还亲自担任基建统筹负责人，很快就在甫三铺回龙墟之右，建立义学一所，从此穷山僻谷皆有诵读之声。又如县义学一样买下田地收租充作义学的日常开支，并且向省政府打报告，申请免除这些田的赋税，又捐义塜一所。
现广宁中学以前是福寿寺：在城西半里青云桥右，其前为万寿亭，寺有铜钟，面径尺许，其音清越，异于他钟。每当敲击，冷韵幽声耸然动听，而“福寿疏钟”早在明朝时已列为“广宁八景”之一了。
黄金从初到广宁时，见福寿寺因欠缺资金打理，以致“瞻垣宇倾颓，灯火黝间，蛛縈绀座，鼠印香床”。于是，买下不少田地，所收谷租，用于修置亭座，建立寺庙，讲约宣读，推崇尊老敬亲，举行典礼。召集诸父老商议，感召捐置香租百石，立户供奉福禄寿，祈求风调雨顺。并定下规则令，招请回来的庙僧执行：“勿怠顶祝易来剌讥；勿饕荤酒以溷清规；勿留行脚踪迹难窥；勿宿留游客致滋是非；朝斯夕斯持守勿违。”
当年地契名称颇为得意，特录上让读者感受一下当年风俗：
一坐拆石铺盈周寨上名瓦寮崀腰鱼公塘下坑口崀上对塘石田坑水圳头莫坑等处载税三十三亩零六厘佃人邵则贤邵敬承租柱四十石正
一坐拆石铺万安寨土名凹仔屈头尾瘦贵骑牛氹坑头担水塝半成崀过洞扶等处载税二十一亩零八分八厘佃人梁廷简租柱三十石正
一坐万安寨成字号佃人张振奕耕田二十四亩五分六厘一毫七丝八忽九纤该租谷六十石
知县黄金从勤政为民，做了不少实事、好事，深得民心。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年西北城垣崩四十余丈，知县黄金从修之；圣祖仁皇帝御书万世师表额悬大成殿。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年开东西二门，改扩东南横街；是年，重修邑志，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是重要的地方文献，是一个地区的史书，享有“地方百科全书”的美誉。而广宁建县第一次修志是在明朝万历四十一年（）赵廷忠所主修，经过改朝换代，县志在战火兵燹早已散失。七十多年后，黄金从纂修县志是广宁第二次修志，是本县重大历史事件。修志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年广宁县为修志而组建起地方志编纂修委员会，下设县志办公室，用了八年时间才修成第六次《广宁县志》。盛世修志，要县令肯拿钱出来，也要有一定的素质的人才会做不立即见政绩的事。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年知县黄金从捐建朱文公祠。朱文公即朱熹，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当时全国各地都普遍建有朱文公祠。
康熙二十九年（）黄金从又捐薪俸建常平仓。建县之初，作为一县的政府架构，广宁县城内已经建有常平仓，位置在现在的武装部内。由于战乱等原因，蓄贮空匮，破烂不堪，再加上多年前属兵部编制，不属于县政府管辖的城守，奉裁分所借用一部分为居住军营，并逐渐扩占，最后把整个县仓库地区都占据了。虽然历年县里都有向上头打报告要求收回，但都不了了之。黄金从要重建常平仓，就只能另找地方，最后定在县义学后方。黄金从深知建立粮仓的重要性，屯积粮食，以防不备之需。建好仓库分东西两个，墙基加深加厚，仓库内离地三尺铺上木板以利于防潮，四面有通风口。他自己形容“远而望之如翚如跂，近而即之如坻如京”，即是说房屋端正如人立，急箭穿过如线直，宽广犹似鸟展翅，色彩艳丽锦鸡衣，里面谷米堆积如山。仓库以前叫“仓庾”，关于仓库，诗经有：“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庾维亿。”杜甫也有诗曰：“加餐可扶老，仓庾慰飘蓬。”中国古代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供需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最后，黄金从指出由于条件局限，新建的常平仓无论地势、大小都有不足之处，希望有后来任广宁知县的贤能者能建设得更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个人背景资料：黄金从，举人，字甸臣，号蓼劬，福建龙海人，由举人会试副榜平海功加二十二级知县事。康熙二十三年（）任广宁知县；康熙三十一年（）奉旨行取（行取：明制，地方官知县、推官，科目出身三年考满者，经地方高级官员保举和考选，由吏部、都察院协同注拟授职，称为“行取”。优者授给事中，次御史，再次各部官职。清初沿袭，并规定三年一次，各省有定额，雍正后渐废），秉性宽厚和易。
兴教建礼的宁尧采
陈英华
清朝康熙二十六年（），时任广宁知县黄金从主编了第二次《广宁县志》。黄金从离任后，接任的宁尧采又是一个对广宁有贡献的县令。宁尧采任职五年，康熙三十五（）因丁艰（明清朝官员丧父、母须停职回家守孝三年）离任。
康熙三十四年（），宁尧采主持重修《广宁县志》。盛世修志，清朝县令在经济上是承包制的，修志所需的费用可以说是从自己的腰包掏钱的；不是太平盛世，不是好官不会修志。修志是一项宏大的文字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不是政局稳定，经济增长，就不会搞修志这种不能即时见政绩的事情，更何况这次修县志离上一任知县黄金从康熙二十六年（）所修的县志相隔只有八年。可惜这两部县志都散失了，但还是有一些碑文、志文遗留下来。
史载：宁尧采，山西涑水人，康熙三十一年（）壬申科以进士令广宁县，其治迹去今渐远，父老仅能略言其槩，谓其省供亿轸艰难，官署萧萧不减儒素，至其建西仓筑城楼，捐修福寿寺田以为祝圣之藉，纂新志以备一邑之征，莅任五年多所整饬，其亦勤政者与。我们就从所看到的宁尧采的碑文、志文中了解当年刚刚摆脱战乱，正重振雄风，踏入太平盛世的广宁是怎么样的。
清朝自顺治元年（）入关，到宁尧采康熙三十一年（）任广宁知县，已过去48个年头了。清朝建立初期，由于汉族人民的抵抗，加上南明政权永历皇朝定都肇庆，与广宁近在咫尺，广宁还是肇庆府属县，而这一带还有李自成的大顺军残部和张献忠的大西军，各方势力在这一带拉锯交战，人民被屠杀、被裹胁、被逼流亡、人口锐减，经济凋零。
清朝初期管治广东的是平南王汉人尚可喜，原明朝官员。尚可喜祖籍山西洪洞，家世务农，曾祖父尚生迁至北直隶衡水，祖父尚继官迁至辽东海州，尚可喜便出生于此，在五子中排行第四，十八岁时因后金入侵辽沈，他随父尚学礼迁徙辽西松山避难，其间母亲死于战乱。后父子先后加入明军，尚学礼先投辽东巡抚王化贞，后随毛文龙入皮岛。明崇祯七年（）尚可喜带大批人马叛明投金，后来又替清政权打天下，立大功封为“平南王”。
我们到广州西关，常见路名“上下九”“十几甫”。相传，清朝初年，平南王尙可喜率领清兵攻占广州城，沿途遭到民众的截击，特别是清兵开到广州市郊龙眼洞时，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几经艰险，才攻陷了广州城。尙可喜发誓要血洗广州，准备下令屠城三日，从西门起连杀十八铺路，以解心头之恨。当时有一个良心未泯的幕僚王湘泉得知内情，大惊失色，心想：“一甫路就是十里路，十八甫就是一百八十里，血洗十八铺，广州不知有多少人死在屠刀下！”他万分焦急之际，突然想道：古代的“甫”与“铺”相通，我何不以“铺”代“甫”，这样可以减少伤害无辜。王湘泉马上叫来两个心腹士兵，向他们如此这般交代一番。要他们赶制十几块木牌，写着“第一铺”“第二铺”一直写到“十八铺”。然后连夜拿去立标志。从六脉渠的第一津起，算是“第一铺”；横过一条街，又钉上“第二铺”；过二三十米，又钉“第三铺”；转个弯，又钉上“第四铺”；当钉到“第九铺”，发觉这条街很长，怕引起怀疑，聪明的士兵当机立断，以六脉渠为界，分为“上九铺”和“下九铺”。经过一夜奔波，总算将“十八铺”的木牌钉完。
鲁迅先生说：“奴隶做了奴隶主以后，会比以前的奴隶主更残忍。”这次屠城，《广东通志》等史料记载：“杀七十万人”，这是最低限度的估计。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清顺治七年（），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后来驻云南的吴三桂、驻广东的尚可喜、驻福建的耿精忠等藩王已经形成很大的势力，不听中央政府号令，史称“三藩之乱”。尚可喜在广东令其部属私充盐商，又私市私税。广州为对外通商口岸“每岁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尚可喜对清廷比较效忠，但年老多病，将兵事交其子尚之信。尚之信素性桀骜，横暴日甚，招纳奸宄，布为爪牙，罔利恣行，官民怨恨。又酗酒嗜杀，常在其父面前持刃相拟，所为所行，日益不法。至此，三藩各据一方，互通声气，广布*羽，实际上已成为割据势力。康熙十二年（）春，康熙皇帝作出撤藩的决定。
康熙十五年（）五月至十七年七月。以王辅臣败降平凉为转机，形势向有利于清军发展。随后，因郑经部争据福建漳、泉、兴、汀等地，耿精忠腹背受敌，仓促撤兵请降，尚之信也相继投降。即是说广宁直到康熙十五年（）才正式由清朝中央政府管治。亦即是说，广宁从那时起才进入稳定时期，逐步发展。
查《广宁县志》人口状态：明朝嘉靖三十八年（）始置广宁县，嘉靖四十一年（）“户丁”二千六百八十四，“口”一万三百七十七；隆庆六年()“户丁”二千七百二十九，“口”一万四百零一；万历十年（）“户丁”二千七百三百三十，“口”一万零四百零九；万历四十年（)“户丁”二千五百四十七，“口”九千零六十七；其后图籍没有记载，不可详考。清朝顺治十四年（）“户丁”二千八百五十五，“口”三千四百四十五；旧县志载康熙元年至二十五年（～）“户丁”“口”悉数如前，通计原额“民户”二千五百一十八户，“官户”四户，“杂役户”一百五十二户，“僧户”二户，共二千六百七十六户，通县共“人丁”二千八百五十五丁。清制，凡男子自十六至六十岁称“丁”，妇女称“口”，合称“丁口”。“丁口”既是统计人口的基本计量单位，亦是派征丁银、徭役的依据单位。
从人口数量的锐减可以想象当年的广宁人民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康熙十五年（），广宁正式由中央政府管治到宁尧采上任的康熙三十一年（）的16年中，前几任的知县为恢复经济、重整纪纲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广宁开始重入发展轨道，各方面逐步复苏。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年，知县宁尧采捐建常平西仓。《常平仓志》：“此前令黄公所以别建也，但迫义学后湫隘狭跼，虽因当时储少而亦地势便然，与予守土以来，捐输罚赎谷数倍昔。”宁尧采的前任黄金从于康熙二十九年（）建造“常平仓”，建造时有载：旧仓“蓄贮空匮破烂不堪”之说。到五年后旧仓已经不够用，“与予守土以来，捐输罚赎谷数倍昔”，这就说明了广宁经济和人口都在高速地增长。
自古以来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时代强势还是弱势，往往是用经济和文化来衡量，唐朝、宋朝、元朝均是鲜明的典范。而到了清朝，从康熙执政以来，慢慢度过了改朝换代战乱的残局，全国的经济得到恢复。根据这个规律，我们便可以推算，康熙给百姓带来了经济上的稳定和发展，接下来，肯定是要在文化方面做出贡献和有所作为。因为文化的强盛，才是一个大国真正的强盛，因为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所在。这使得在中国的近代史中那些被割据的“殖民地”统治，列强们都是以文化为重点领域进行渗透和发展的。近代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都有这样的痕迹，因此可以看出，文化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更是体现民心，把握思想动向的一个标志和手段。
康熙三十三年（），广宁在稳定的一段时间内，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人民算是安居乐业，没有了战争动荡，全县人民在农业耕作、商业贸易等方面显得欣欣向荣。在民间慢慢有一股气息透露出来，那就是人们在知足常乐的同时，显得有点茫然，如同没有了信仰，缺乏了精神支撑。在此情况之下，知县宁尧采召见身边的两位参事黄廷璋、张孔嘉，而两位都是从事教育的负责人，十分有见地。在了解相关情况之后，便与宁尧采禀报：“社民经济尚好，却缺失了灵魂信仰，温饱之余，无精神可言，如不及时疏导，唯恐不久便能有生变故。”
宁尧采听后经过分析议事，决定委派黄廷璋、张孔嘉作为主委和副委，大兴国礼文教，倡议三乡四里，善长仁翁捐资出物，把在战争时期荒废的孔庙重修完整，并将白衣堂（用来供奉高德先贤的内堂）重新修葺，购买了祭田（公共祭奠先贤的场地，一般露天为主），一方面可以重新招收学生在孔庙内诵读先贤经典，学习知识文化，提升人们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利用定期的祭奠活动，让民众有一个精神寄托和精神信仰。而这件事情，由宁尧采亲自指示，黄廷璋作为第一责任人，张孔嘉则通过自身的人际关系和见识，广为宣传动员，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将荒废的孔庙重修好，并投入使用。此举，得到了百姓的热烈拥戴，每当孔庙启学、祭祀、诵经、读文等活动举办时，人们络绎不绝前来观看，更有积极参与、自发充当志愿者的人士，带动了广宁文化、文明的发展，使得广宁的社会事业发展势头更加强劲！此善举，最终被人们用碑记所记载：三十三年知县宁尧采教谕黄廷璋训导张孔嘉捐资重建启圣祠及明伦堂之两庑是年知县宁尧采典史孟魁胜共捐县西白衣堂复捐买祭田。《启圣祠志》：宁学创自嘉靖设县时明季兵火之余几叹鞠草我朝鼎建后叠经黄邓李劳诸君子先后修葺圣殿明伦亦既峨然改观矣其启圣祠与东西斋庑官舍学门藏器之所或圮或阙岂当时工有次第而势不暇给与抑物久则敝而时举时堕与则继前数公之志而竟厥功者固余责也康熙三十三年六月协秉司铎黄君廷璋张君孔嘉捐俸起工而黄君尤身任其事宁人士亦鼓舞乐倾数月间告成而余于此有感焉
过了一年，知县宁尧采在修好了孔庙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规范管理城内的各个机构。他特别重视人们的道德伦理的修养，觉得人在得到一定的物质基础后思想肯定会转变，但是变好还是变坏？这和每个地方对人们的教育、引导和官员们是否有作为是有关系的，因此，他决定扩建县学。
宁尧采认为：学习者，应该有学习的地方，如果连学习的地方都没有，那么就不能怪百姓们没有修养，更不能说百姓没有信仰。那么，这个社会缺乏道德高尚的人，缺乏真正的人才，那是不正常的。但是同时，也要树立一个信仰的权威，来体现政府的威望、威严，而“戟门”正是体现一个政府形象的工程，更是体现知县及幕僚对治理广宁的决心和规划，是政府人员一个齐心协力的象征。在战争后，“孔庙也好、学宫也好”，都无不例外在战事中被毁坏。自从宁尧采来到广宁，发现了这些荒废的庙宇、学宫，深感心痛。更因没有人可以为自己、为政府树立一个良好形象而感到无助，但是在刚刚过去的一年，在黄廷璋、张孔嘉的倡导下，孔庙修好，重新让民众有学习的地方，让百姓有个尊卑分明、知书识礼的地方。于是，康熙三十四年（）宁尧采捐修“戟门”，复于殿前砌以砖石。
《广宁县学记》记载：学也者士之肆也肆之既废虽有教化之具安所施之又何怪乎礼乐崩坏诗书废缺而成德达材者之不可多得哉广宁去京师七千里兵燹之余学宫倾圮余于壬申初夏来令兹土谒廟后怦然于中因捐俸倡两司铎黄君廷璋张君孔嘉共修葺之殿庑学舍及一切尊经藏器之屋相其所宜黝堊维新夫斋舍荒废使士子藏修无所有司之过也宫墙岿然而鸡窗锁雨其中虚无人焉士之耻也故于其成也
学宫的建成甚是好事，但是只有这一个，还是不够。虽然翻新了学宫，但是还是显得单薄，并且威严不够。于是，在宁尧采的再一次倡导下，通过黄廷璋、张孔嘉两位的得力协助，重建了南城楼。让其与孔庙连城一体，彰显了政府的威望，同时给百姓一个文化标志，也是一个地方标志，就如在茫茫的宁阳大地上，竖起了一个标志塔，让全县人民有了向往、想象、瞻仰的地方。凝聚了民心，开拓了教学、礼仪、道德、文明等精神能量。此举，为广宁走向“康乾盛世”，为清朝政府走向另一个辉煌贡献了力量，更是康熙治国的辉煌所在，为宁阳大地人们走上清朝最强盛的历史时期打下了坚实基础。《广宁县志》记载：三十有四年乙亥知县宁尧采修建南城楼，县城南门城楼名叫乐山楼，两层，高大宏伟。重建后宁尧采率众僚属登上庆祝，写下了《乐山楼记》：语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天下之责以天下为忧乐者也有一邑之责以一邑为忧乐者也一邑之人忧而吏安能独乐一邑之人乐而吏者安得不乐其乐当其乐也鸟韻风声花荣草发耳目所触莫不怡然适当于心而況坐翠微以远眺有崇岩绝壑之在吾目前哉宁阳环境皆山三台近崎城南与门之戌楼相望令斯邑者岁时率僚友觞詠其上云霞之往来林木之蓊翳或雪溶翠滴或雨过岚收或木脱石青而骨苍色凛也山间景象四时不一要皆拦入几席之间低出乌履之下噫此骚人墨客所誇赋以为山之可乐者也而所以乐不存焉
在这篇志文中，宁尧采对广宁人的勤劳、醇朴大为赞赏：宁之士率读书而守礼宁之农皆贵本而贱末无誇诈诡谲以蛊其心志无萑苻潢池以嚣其类余甚乐其风土醇厚忠顺易使而宁人士亦乐余之自安朴拙与吾民同游无事之天也兹因得以其余力巩斯城焕斯楼即山之乐踵其名而增美之悦吾意而纪载之所谓一邑之人乐余尝读三百篇及汉魏六朝盛唐中晚诸什其间吏叹民愁指层峦而写怨致慨者岂少哉继自今愿与斯民永守其乐俗益醇法益简以征圣天子熙噑之化淪浹片邑纵他年秩满迁代宁民之乐常在吾意中即斯山之可乐亦即在吾目中也岂必如今日之身登此楼而后乐也与
县城搞好后，便把教化推向乡村。《乡约所志》：民之当教犹士也士不教无以成德而达材村民不教无以化顽醒愚夫顽不化愚不醒非特冥然不知理之可悦亦且悍然不觉法之可畏而风俗不可问矣风俗既坏尚可吏治之有故教民与教士并亟然教士必于学不能尽民而教之于学也于是就其地以教之随其人以教之因其时以教之即今之乡约是矣
康熙三十四年（），在全县推行乡约制度。乡约宣讲始创于顺治皇帝。他颁布了《六谕》，要求各省区、各旗的臣民不得违背伦理道德，过一种平静的生活。
为了让臣民清楚了解《六谕》的内容，各州县都要任命一名乡约，定期讲解《六谕》。每月初一和十五，乡约要向乡民讲解《六谕》，并将乡民的善恶行为记录下来。《六谕》的内容包括：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后来，康熙帝又颁布了《圣谕》，共十六条谕旨，取代《六谕》。讲约原来的目的在于教化“无知乡人”，但是各个社会阶层、各个民族也都有机会参加。康熙二十五年（），清廷规定所有军营都必须阅读《圣谕》。年，当广东船民被准许定居在岸上时，政府便在他们族众中建立乡约制度。
各地《乡约》的内容和实施方法不尽相同，但一般都能在一定的范围，有一个适当集中的地方设有“立约所”，“立约所”多在祠堂、庙堂、馆堂或其它公产房内设置。“立约所”正中案上竖一木牌，上书有“天地神明纪纲法度”等字样。由群众公推地方上才品服人，德高望重，公道正直，熟悉礼仪的人任“约长”或“约正”（后称“乡约”）。一般每月（也可根据情况而定）讲约演习一次，并设立《记善》《记恶》《和处》《改过》四簿，详加记录。集演《乡约》时对照《乡约》之规定，实行旌表规罚，尽量依据理学道德思想和皇帝“圣谕”开导教化，促其按照《乡约》制定的规范准则和朝廷旨意转化遵行。
清代政府致力于恢复明初的政治体制，在乡村社会的管治中：一方面把明初的“里甲制度”改为“保甲制度”，进一步强调了保甲维持社会治安的功能；另一方面积极倡导“儒家学说”，其中包括以儒家治国理念强化乡里管理，倡办乡约当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清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于保甲长之外，另倡《乡约》，从乡绅地主中选立“约长”或“约正”，甚至“给以冠带,待之礼貌”,“量给廪饩”，以调动乡绅参与地方政治的积极性。奠基于民间的乡约组织则往往通过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内部的问题，《乡约》约正了解本乡的情况，更能做到办事公正。正是“乡*耳目之下必得其情，州县案牍之间未必尽得其情,使用在民所处，较在官判断为更允矣。”
从清朝到民国时期，广宁各乡村都是乡约的存在，乡约多设在祠堂、学社，如黄坪祠堂就是周边十三乡乡约。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包含了巨大的融通性和内部调节功能，也是政府把管治伸展到最基层的一种手段。
经过政局稳定后几任知县的倡导和人民对安居乐业的渴望所作的努力，广宁开始重振雄风，逐渐步入“康乾盛世”。
附：年2月26日山西绛县发现清康熙年间墓志铭刻石——王钟灵书写,宁尧采篆刻。
日前，山西绛县文物旅游局在文物普查登记中，发现了两枚清康熙二十四年（）的墓志铭刻石。
墓志铭刻石出土于本县横水镇下村，共两枚，同大小，青石质，长0.69米，宽0.8米，厚0.16米。其中一枚完好无损，另一枚残为3块，右下角缺失。曲沃籍人士卫嵩撰文，时任翰林院编修王钟灵书写，候选知县宁尧采篆刻。
志文楷书，盖题在志文之后（篆书）。志文记述了明闻喜县下庄（今绛县横水镇下庄）籍人士、河南商丘县主簿张乐卿上任途中病逝及其家庭的兴衰史，从中反映出当时的伦理观念和社会矛盾。志文中特别记载了张乐卿之子“封翁”张根朴，系明朝崇祯九年（）历史上著名的傅山领导的三晋诸生赴京请愿，为其师袁继咸鸣冤事件的主要亲历者这一史实。
该刻石现存于绛县博物馆，为研究当时的家庭伦理、人文社会特别是傅山请愿事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白鹿洞主章国录
谭冉
现在去庐山旅游，有一处名胜古迹是大多数游客必去的地方，那就是“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五老峰南麓，享有“海内第一书院”之美誉。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约年），是中国首间完备的书院；南唐时建成“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学”），其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由中央政府于京城之外设立的国学；宋代理学家朱熹出任知南康军（今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时，重建书院，亲自讲学，确定了书院的办学规条和宗旨，并奏请赐额及御书，书院名声大振，成为宋末至清初数百年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摇篮。白鹿洞书院与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的应天书院、河南的崇阳书院并称为“中国四大书院”。
走进白鹿洞书院，可见一块石碑，上除刻有《白鹿洞书院揭示》外，还刻有朱熹弟子程端蒙和董铢二人合掇的《白鹿洞书院学规》：
1、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2、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3、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愤窒欲，迁善改过。
4、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5、接物之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
碑的下方有：
清乾隆三年（）南康知府董文伟、白鹿洞主章国录等率书院肄业生员百余人立石。
白鹿洞主——章国录，江西省瑞昌县人，进士出身，清雍正七年（）十月起任广宁知县。号厚堂，史册称他“举止优雅大方，风度优容恬静，爱赋诗，善书法，常常触物感怀，还爱挥联染翰”。善于书法，曾一次偶尔来宁，求他挥联者甚众，他行程匆匆，挥联直抵日暮亦无一怨言，来者不拒，毫无厌烦之感，当时为他饯别之众，均钦佩其器量宽宏。
《江西通志》：章国录撰按国录公字令思瑞昌人清雍正甲辰（）进士官广东吴川县知县告退后大吏聘主端溪书院悉心训课文风为之一振
《瑞昌县志》：章国录以知县告休先后主持端溪书院白鹿洞书院悉心训课文风大振
端溪书院，位于广东肇庆，明万历元年()佥事李材创建，后为岭西道署，又改为督标中军副将署。清康熙四十七年()，两广总督赵宏灿复建书院，取名“天章”，为总督课士之所，选招两广（广东、广西）之士肄业其中。前为讲堂，堂上为“天章阁”（又名掞天阁），中为宣教堂5间，堂后偏东为莲池，池后为近光亭，东西面为斋舍。清雍正十年()总督郝玉麟修葺，并奉旨拨帑银两发商生息，以供生徒膏火。乾隆初期改名“端溪书院”，为省级书院。
章国录在广宁留下了哙炙人口的诗篇，其中《竹枝词十首》更是写尽了广宁风土人情和百姓生活简朴的情景：
山佣多是倩傍邻，衣食常资怀集人，亦有烂柯无水出，程乡蓝种五年春。
乡斗官升怪倍悬，一箩均作两箩肩，迢迢鸟道无舟楫，脚价刚分各半边。
勤苦尤亏健妇人，终年担子不离身，半肩犹把婴儿负，何处偷闲惜艳春。
村围数戸列柴编，竹壁都凭夜月穿，残梦更惊山晓入，篱门犹见犬安眠。
风静犹闻讼噪蝉，化将鸾凤亦瞿然，只防异地隼鸮至，舞舌能雕混沌天。
僻壤何曾囿秀良，衣冠亦有好儿郎，都传圣世宏文教，午夜书声过县墙。
时行劝课尽危巅，夾涧纔看两岸田，妇女把秧趨野绣，儿童提馌出村烟。
老农相迓把茶倾，晴雨温言坐草坪，本色一团同眷属，清风两腋到花城。
丛柯亦少栋梁材，只合薪蒸丈八裁，山果也随邻界划，贩将倍价可能来。
沿溪竹箭却丛生，未许淇园独擅名，舟挽上流无径觅，迂回百里倚篙行。
雍正九年()，章国录在广宁的任期届满，得到朝廷调令调往广东吴川，他离开广宁时还专门作诗四首已答谢广宁百姓：
奉调吴川答宁阳士民四首章国录厚堂
乐饥吾分不须怜，窃禄山城尚赧然。空赚讴思辜父老，那留税茇在桑田。
清风只合飘双袖，白水何堪缀一钱。拼卖衣装无点累，轻舟任泛海疆边。
其二
何德能当祝颂频，临行姑赠一良言。山川秀气凭人擅，族里淳风却自尊。
夺锦莫辞磨钝斧，锄金有力遍荒原。太平富贵莫争让，笔舌应羞逞县门。
其三
都向寒窗起贱贫，情关一体自然真。贶遗只有句中句，黾勉还为人上人。
自命莫教风气囿，相高便爱碧珪身。吾宁眼见多英发，他日青云识聚邻。
其四
几会为谋去瘠贫，子民一片热肠真。每怜妄动撄文网，都愿回心作好人。
谕训万言良要谛，俭勤二字可终身。讼庭长草村烟密，宁俗方将耀四邻。
左兴传
黄旻兴（广宁中学学生）
左氏一族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朝以前，其家族的起点在安徽泾县，后来几经迁徙，总算在安徽桐城大宥乡安了家。安徽桐城人杰地灵，左家竟也在这县城中兴达起来。左出颖一支尤其争光，左出颖的第五子左光斗，竟然在明朝万历三十五年（）成了进士，做官做到了佥都御史一职，一时风光无限，可惜死在了*祸中，左氏族人个个都为之叹惜不已。
左兴作为左光斗的后人，也出生在安徽桐城。他年幼时便听说过自己祖辈左光斗的事迹。他好奇的猜测着那位未曾谋面，只从长辈叹惜般的交谈中得知的人物。细数着那位家族名人的是非得失，慢慢的，他的内心逐渐有了进退，有了穷究之心。
他开始爱看史书，正史爱不释手，野史也来者不拒，他把自己埋在青史中。青史中满是各色各样的人物，有的脾性与先祖左光斗相近，有的相远，他都一一评判。他或许在那捉摸不透的历史中窥见了些许奥妙，他又是那样穷究是非的人，后来辑录心中所得，成了书，名曰《读鉴纂要》。
幸而他生性颖异，在史册的翻页声中，他得了监生，踏进了仕途。而他的爱好，在青史中留下名字，才合乎情理。
清乾隆三年（），左兴拿到了朝廷的调令，要跋涉千里之外，到广东任职县令。当时，能当一县之长，算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他的门前一时车水马龙，门庭若市。似雨点般的赞叹，似雨点般的请帖，似雨点般的酒宴扑面而来，他不禁产生一丝焦躁。在祠堂上香时，看着列祖上左光斗的牌位，木然半晌。
广东的初春，一时微寒，一时微热，左兴从省城广州坐船沿江而上，数天后到达一个山区小县，做了一位县令。小县名曰“广宁”，处于粤西北山区，半野的山水孕育了灵动的贤士，也孕育了别样的温柔。常有过往的商旅，过城后将名声口传心授，方远其美名。
时值“康乾盛世”，广宁也蒸蒸日上，民富城安。左兴下车伊始，巡视各处，见县之城隍庙“不独栋宇倾颓神灵莫妥，且宅于城之东南，与阴阳家之说悖谬，数十年来舍旧图新之意邑人未尝一日忘于怀也”。于是顺应民意，在上任的第二年发起动工重建城隍庙。城隍庙，是用来祭祀城隍神的庙宇，城隍，有的地方又称城隍爷，是中国古代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祇之一，是中国民间和道教信奉守护城池之神。他是冥界的地方官，职权相当于阳界的县长，以护佑神州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人民幸福安康，为当地百姓最为尊崇的神祗。左兴也知道他的前前任县令徐成泮也立心重建城隍庙，只可惜壮志未酬便卒于任上。
徐成泮，江西龙南人，清雍正十二年（）任广宁县令。史载他：体恤人民，以前县里解仓谷请民伕挑担所给的工钱只有民间平常的六分之一，徐公到后令悉数与民价支给；又县里盐商卖给人民的盐高于外地市价数倍，清初盐法沿袭明制，基本上实行封建的引岸制度，盐商运销食盐，必须向盐运使衙门交纳盐课银，领取盐引，有了盐引就等于半官半商，人民无可奈何，徐公到后，勒令盐商按市价售盐。
而左兴的前任，乾隆元年至三年（～）县令于振兴也立心重建城隍庙，并且开始筹集资金，也可惜未成事就调任别处。
左兴继前贤之志，在乾隆四年()开始，日夜操劳，规划、募捐、择址……其中艰辛未尝可知，县里民众受感动，齐齐动手。“于是相其阴阳择仓庾之旧址重始基也取材穷谷虽险远而莫辞垂永久也庙仍三重仿旧规也坚好恢宏焕新制也工费浩繁捐者捐募者募纲举目张也执斤操斧有专司有分督早作而夜休也。”终于，乾隆五年（）八月十五开工的新城隍庙在乾隆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落成。
左兴有感于此，写下了《重建城隍庙碑记》，有感于广宁人民的热心、勤奋，写下了如此感叹：“吾故于邑人之斯举嘉其好善之诚而又喜其不诡于正也虽然匹夫为善于家俄顷动念尚足以感召天和而征应況恪恭神明合远迩大小如一致乎神人既已协和嘉祥无不毕至则斯邑也”。并祝愿：至此以往，年岁愈益顺成，盗贼愈益屏息，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秀者泽于诗书。朴者力于田亩。
新城隍庙座落在县城南门内，正对南门口的学宫旁边，由于香火鼎盛，人来人往，久而久之，学宫门前至南门口的空地成为了广宁当年最大的市集。
左兴后调任潮州。当时潮州有一名盗贼，叫陈班峰，寻常盗贼，顺手牵羊，偷鸡摸狗的，充其量打家劫舍，入屋搜刮钱财。然而陈班峰竟然能聚集*众，在海上肆无忌惮，弄得怨声载道，成为潮、惠两大州的忧患。消息传到左兴的耳朵时，他已俨然是一位颇有威严的大官，“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于是他决定把这班盗贼缉拿归案。
岁末年初，陈班峰带着一群喽啰上岸，打算搜刮村子，把新打下的秋粮带走的。只是这次，陈班峰的“好事”撞上了左兴。当陈班峰看到码头中的盗船熊熊燃烧，他终于乱了方寸，带着满头冷汗，一头撞进了左兴的天罗地网。
盗贼被缉拿归案了，左兴成了胜利归来的英雄，久违的鲜花与掌声围住了他，但他依旧这样，古井不波，仿佛这件军民拍手称快的功绩不占他一分干系。他的心再古井不波，他的功绩，朝野上下都是有目共睹的，一封调令下来，左兴成了海南琼州的官员
到了海南琼州，他意会到，琼州并不是朝廷的嘉奖，反倒是激励。因为这琼州之地“山高皇帝远”，朝廷再威严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剩下的仅是不痛不痒的几句口号。书曰：“琼孤悬海外，黎民多不靖。”政法，撼动不了这个州。
幸而，左兴也不是到这里来安然过日子的。衙门的疑难杂案，他翻了又翻；纰漏的律条，他改了又改；当地的恶霸堂客，他通通依法处理。当地百姓惊愕了，他们从那伟岸的身影后，看到了圣人的光辉。最终，此地变成了一个民风淳朴之地。
最终，青史留下了左兴的名字。他看过了史册中那层层叠叠的牌匾，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轻轻的把自己的名字也放了上去。和那一群清流之官共受世人膜拜。然而青史留名，却未成留下他的结尾，或许他在任职地安度了晚年，又或许回到了家乡终老。但是，他在广宁县城留下的城隍廟与《城隍廟碑记》今仍旧尚存，它们带着主人的故事与心境，安然站立，不为世间所动。
李本洁眼中的广宁
陈宏灵
清朝顺治七年（），沈希张的到来拉开了满清皇朝管治广宁的序幕。清皇朝刚建立，除了明末战乱破坏的经济得到了有效恢复发展外，更主要的是康熙中后期清朝社会稳定，经济上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经过将近年的发展，到了乾隆时期国力更是达到了鼎盛。在这国家繁荣稳定的大一统下，乾隆六年（），地处岭南百越之地的广宁迎来了新一任县令李本洁。
文史记载：李本洁，号澄菴，北直卢龙人也，以孝廉令广宁。易直子谅悉心抚字，壬戌（乾隆七年）旱饥劝谕富室平粜民困，以苏爰请宪旌其门以嘉好义；丁卯（乾隆十二年）涨潦或漂没近坑民舍，即勘施金葺以安堵；若夫纂修邑志；倡修学舍，清糎学田，乐育髦士，作人之雅，克绍黄公焉。
清朝建立初期，重视粮食生产，着力开荒垦田，同时也形成了大小不等的经济作物生产重点地区，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业方面的发展。然而，这些发展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和经济重心地带，当时的广宁由于地理位置属于偏远地区，很大程度上由于政令和政策的不及造成发展滞后。乾隆六年（）李本洁刚到任广宁所见的情景：“令蒞宁阳，其为邑也狹而僻，事简而民愚，然北距浈阳，西连怀集，重山複岭，榛篁丛杂，百里之区号称险峻，地少开阳，乡落居民多近林麓或呼为寨或为坪为村为坊，大约一坊一寨烟火百数十家居多，少或四五十家或三二十家，至三四百家、五六百家则邑中不过十数乡巳。”这里就很清楚地知道当时广宁的地理环境和人民的生活状况，农民保持着传统的耕织结合，基本上仍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广宁属于山区地貌，田少，地少，山多，有“山七田三”一说，依山而居的村落范围也不是很大。
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就必定得到有效的发展，李本洁上任广宁正值满清皇朝“康乾盛世”时期。乾隆皇帝又是一个历史上值得肯定的皇帝之一，为了大清帝国的强大，政策上做了较大的改变和调整。乾隆元年（）、乾隆六年（）、乾隆十一年（）、乾隆十六年（），广宁新增滋生丁口永不加赋以减轻百姓负担，使之社会得以稳定，其间从赣南、闽南、粤东等地迁入广宁的人不断增加。
虽然田少、地少的条件制约了水稻这些农作物的大面积种植，但是明代后期传入中国的玉米、番薯高产作物，凭借着土壤、气候适应性较强的优势，在广宁种植得以高产。逐渐取代了原有旱地作物的地位，成为继水稻之后的又一主食。山多，山上盛产竹子，广宁的竹子以其坚韧度高和用途广泛，使得竹子成为很好的资源配置，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以前“重农抑商”的统治手段在乾隆时期也得以缓和，商业发展给予宽松政策，采取了一些恤商政策。规定商人到歉收的地方销售粮食，可以免关榷米税，允许百姓贩运少量食盐（这在雍正时是不允许的）。金融机构（经营汇兑和存款、信贷的票号）在乾隆期间也开始出现。
在李本洁管治下的广宁，传统的自然经济状态得到了改变，社会生产力和商业的发展起了有力的调节作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广宁到了这时候才算是安定下来了。当经济得到了发展，解决了温饱问题，接下来就是居住环境的改善了，《广宁县志》记载：“康熙雍年间墙宇质朴，山田广辟物产之利数倍于前，附城富室陶砖砌石，丹楹刻桷，一屋动费多金，乡村富户大略类是，其次多用土砖略加粉饰。”这里记载了民居在建筑上的较大转变，得益于经济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条件的提高，同时反映了从事工匠的人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外县人了，很多都是本地工匠了；也反映了广宁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是在康熙和雍正期间，而是乾隆时期，刚好也是李本洁坐镇广宁期间，或许这个也是其可以在广宁连任十年的原因吧。
碧波荡漾在绥江河上，远处高山倒影，李本洁八首《竹枝词》更能鲜明形象地描绘出他所看到当时广宁人民的生活之良辰美景：
“山凹几顷种箐篁，抵得东田百亩粮。拣取竹公凭客贩，连排凤尾广州商。”乾隆时期，朝廷大力鼓励农民开垦荒地进行耕种。在广宁，日照充足，灌溉方便的山地都开采成为梯田，用来种植旱禾、姜、瓜、薯芋等经济作物。而光照不足、山体陡峭的山地就用来种植竹子。竹子以其坚韧度高和纤维丰富使得很多竹客慕名而来选购。特别生长超过三年以上的竹公，可以制作工艺品出口到国外，特别深受竹贩和竹客的青睐。农民把竹子扎成竹排，以绥江水为载体顺流而下运往省城广州再出口到国外。在当时塑胶纤维还没有发明前，滑雪所使用的撑杆就是广宁的白沙竹来做的，还有绑扎物品都是使用竹子破成的竹篾。时至今日，广宁的竹子和竹篾以其坚韧和柔软的特点用途都很广泛，用来搭建棚架就是一种上乘材料来的。搭棚架技术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巢氏树上筑巢建屋。到了明末清初广府搭棚业已经从遮风挡雨的实用建筑成为一门建筑艺术。当时广府搭棚行业主要集中在省城广州、古镇佛山、顺德陈村、东莞石龙以及港澳地区这些水路交通便利，商业和手工业繁茂之地。棚架的用途遍及各行各业，大量的原材料需求需要从周边水路便利县市（如肇庆、广宁）运抵。广宁的竹子坚韧、牢固、供货周期稳定深受该行业人员的青睐，以致出现一捆捆参差不齐的竹子扎成竹排，如凤尾般一样沿着绥江河运抵省城广州的美丽景象。
“二月春鸠尽日呼，溪流曾记筑陂无？车筒辘辘千畦满，大老扶犁小掣壶。”早春二月，阳光明媚下刚刚越完冬的春鸠唱个不停，唱出了春天已经来临了，新一年的耕作又开始了。去年筑过的陂头和修过的小溪，经过一年的使用已经残缺破烂。涓涓细流的小溪上，又要重新修筑陂头用来蓄水以作灌溉之用。小溪旁边的水筒车在流水的推动下，又开始转动起来，使小溪里的水源源不断地灌满了周边的农田。农田上，农民辛勤耕作，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成员之间分工合作，大人们在田间忙着耕作，小孩子把祖母煮好的茶水饭食送往田头。远处望去一幅美丽的“春耕图”尽收眼底。
“贫家小妇苦奔波，上午樵苏下午拖。刈楚自愁无暇束，春风谁计问丝萝。”贫民家中的女孩，并不像电视那里所看到的裹着“三寸金莲”，走着碎步流连于深闺之中。而是需要到山上砍柴、砍竹到市场上换米以解决温饱问题。她们上午就到山上砍柴、砍竹了，下午就将所砍的柴和竹拖回家中，拣其大条的竹子卖给竹客，留其细小的竹子剖破成竹篾再入市换米食用，破竹篾后那些没有了用途的竹片就用来作柴火使用。这些女孩到了将要出嫁的年龄都在担心着嫁妆还没有着落，唯有看哪家的小妹心灵手巧织得好的绫罗绸缎作为嫁妆了。
“杵臼溪边水自舂，防禽只合稻茎封。休嫌玉粒时多碎，省却相烦舍下佣。”
小溪边上安放着用来碾米的杵臼，木杵一头在水流的冲击下有节奏地撞击着锥形石臼里面的稻谷，稻谷在木杵不停的撞击中稻谷壳和大米分离出来，为了防止木杵撞击石臼时里面的稻谷向周围飞溅，同时也为了防止家禽、小鸟的偷吃，就用稻草梗将石臼口封住，只留下木杵大少的洞口。不要嫌弃杵臼碾出来的米碎多，但是却省去了找人碾米的费用或自己手磨的功夫。
“耐熬堪算种蓝儿，绝岭焚烧芟又莳。家计一肩随夫去，只休轻占土人菑。”要讲从事什么农活最辛苦，那就是算种靛蓝了。荒岭上又要焚烧杂草作为肥料又要开荒山地种植。为了不占用附近村庄人家刚刚开垦出来的田地，只能到深山荒岭上种植了。由于离家路途远，避免耽误农活，只能将生活家当带到深山荒岭中居住。
“山深簷屋古人居，竹壁柴门树表间。饶得年年修菁便，农闲也自觉邃遽。”以前有的簷屋建造在深山里面的，俗称“山厂”。簷屋用细小竹子作墙壁围住，用树枝扎成作门，以大树为支撑驾建在大树之间。簷屋平时都是给在山上劳动的农民提供休息或者下雨时避雨之用的。农民农闲就先将簷屋修葺好，避免每年农忙时又要耕作又要修葺耽误农时。
“绿旗猎猎是芭蕉，细手分成缕万条。织就轻凉虽让葛，念侬勤苦称侬腰。”炎炎夏日下，蕉麻叶被大风吹得摇拽摆动，像一面绿色旗子一样发出猎猎的响声。农民就将这些蕉麻树干浸水捶烂晒干撕成细丝，再加工成为蕉麻，蕉麻由于强度大、柔软，内层纤维可不经纺线而制造出耐穿的细布，广宁当时就用来做衣服和鞋帽的。虽然用蕉麻织出来的细布没有葛麻的轻巧和凉爽，但是可以就地取材，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织出称心如意的布料来做衣服。
“积阴彤雪腊天寒，挾纩争如觅炭看。拼得柴薪些少事，携炉袖手足盘桓。”寒冬腊月之时天寒地冻，黄昏的夕阳映红了天边，同时也映红了地上的积雪。尽管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衣，但是都没有旁边火炉里燃烧着竹炭暖和。将拾来的木柴烧成木炭放在火缸里面，盘着腿坐在凳子上抱着火缸取暖也是暖也融融的。火缸，一种弧形的提梁下用竹篾编制成圆柱体的竹篮，里面包着一个用来装炭火的瓦缸。使用时装上炭火灰，暖意从瓦缸里徐徐升起。火缸取暖，携带方便和实用，广宁特有，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下凝结了广宁人民无穷的智慧。
废除投府院卷制度
陈宏灵
满清皇朝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明朝，与明朝科举相仿。漫长的科举生涯包括了四部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童试是科举的第一部分，也是科举必走的一步。童试三年两试：一为岁试，一为科试。逢丑、辰、未、戌年举行岁试；寅、巳、申、亥年举行科试。童生可在三年内参加一次岁试和一次科试。经过岁试和科试，他们依次参加县试、府试、院试。县试多在二月举行，由知县主持，县试一般考四场或五场，第一场通过者就可参加府试。府试由知府主持，府试通过者方可参加院试。院试是童试的最高一級，它由省学政主持，院试通过者才可进入官方学校，成为一名地方生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秀才了。
康熙至雍正年间，广宁和四会的岁科童试采取两县考生混合在考场考试的方式进行的，类似现在高考，同一考室里分A、B两卷一样。考试时广宁籍的考生考广宁的官办学校，四会籍的考生考四会的官办学校。明清朝时的科举和学校结合的，这样做是为了考试的公平，杜绝考生“夹带”和“替考”作弊，达到真正能使国家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之目的。
学子在参加童试府试之前，必须先通过知县主持的县试，并在县内先进行府卷、院卷投卷。“投卷”，就是应试的学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纂写成卷轴，在考试前呈送当时社会上、政治上、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希望的一种手段。
然而，从康熙年间开始一直到乾隆四十三年（），广宁参加府试的考生，依照惯例必须要在县内投府卷、院卷，两连卷。应考者既要花精力投入县试的考试中，又要投两连投卷到府、院上，这样很大程度上消耗了应考者的精力，导致考场发挥不尽人意。只有通过县试的考生带着盖有县篆的投卷，连同县里的批示才可以赴郡参加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县篆”即是县印，古之官印，因印文为篆书，故称“县篆”。参加童试的考生都是还沒有进入官方学校的学生，他们参加童试仅为考取一个官方学校生员资格，以求进入官方学校罢了。
乾隆四十四年（）冬，广宁岁科童试，童生们刚考完县试，这场县试是新任知县甘文林主持的，新官刚上任考得严厉苛刻，考生精力投入很大。同时，府试也在登记备考中，为府试准备的投卷由于没有在县内先行投卷，以致没有盖有县篆。县令甘文林按照以往惯例，对这些没有盖县篆的投卷拒绝递交上去，这样就直接影响了童生的府试考试。次年春，广宁童生们齐集府郡肇庆，在廪保江观澜和周之旦两人的带头下，曾显注、林廷愈等人联名上书到府宪处，恳请府宪批准“为了减轻考生的负担，广宁参加府试的考生无须在本县先投府、院两连卷”。“廪保”，即生员，生员分廪生、增生、附生三等。成绩最好的称“廪生”，可自公家领取廪米津贴，廪生须为应考的童生具结保证无身家不清及冒名顶替等弊。事后得到府宪道台的批准，同年广宁童生赴郡应考者先在县内投府卷、院卷两连之旧例得以废除。
人物介绍：
甘文林，字六圃（鹿圃），号笔峰，四川省邻水县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三甲第93名进士，曾任贵州省平越县知县、广东省广宁县知县。
任贵州平越县知县时，德政甚多，卸任回家后，长期讲学，著有《鹤鸣堂文稿》。
任广宁县知县时，慈祥和善，爱抚士民，凡民间之各种利害冲突，均细心听讼反复辨晰，务得妥善处决，离任时清风满袖，囊橐萧然，实清官也。
易履泰的试卷
邓梅君（广宁中学学生）
在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县永兴镇南庄村，有一间建于清朝乾隆时期的房屋，称为“易家老屋”。在易家老屋门前，有棵两人合抱不住的百年老槐，新长出的嫩叶掩盖不住树身斑驳的沟壑，遒劲的树干似乎向着来客述说着岁月的沧桑。屋主易家三代中出了三个进士，三个举人，他们留下的诗文著述，在湖北京山，天门一带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被后人誉为“南庄六易”。
乾隆五十九年（）的广宁县令易履秦为“南庄六易”之首，他是易家科举第一个高中的。易履泰生了大醇、大枞、大漠三子，由于易履泰之兄易履坦没有儿子，就过继大漠为嗣，故易镜清(大醇的儿子)称大漠夫人为宗伯母。
易履泰是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恩榜举人(“恩榜”是朝廷每逢皇帝或太后寿诞等吉庆大典，于三年一次的例行科举考试外另增的一科)，授石坛教谕，后任汉阳府教授及广东广宁知县。
现京山县永兴镇南庄村易家老屋主人易平阶老先生家保存有一份乾隆年间的举人试卷。据易平阶老先生介绍，这份试卷是先祖易履泰于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年应乡试的举人试卷。此卷为32开，共三页，试卷左缘有“乡试朱卷·庚辰科”字样。试题是“子曰：赐也女非非与”，是《论语》里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原文为“子曰：‘赐也，女以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孔子说：‘你以为我是学习得多才一一记住的吗？’子贡答道：‘是啊，难道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用一种根本做学问，将它们贯彻始终的。’”题目的意思应该是：“孔子说，告诉你们呀，做学问不能像子贡想象的那样。”
在易履泰的“乾隆举人考卷”的空白处，有着他的遗憾：“他指出陈山草堂房屋破旧狭小，告老归家后未能建成几间题名为‘名山阁’的房屋来祭祀乡贤陈良，而望后人来帮他了却他的遗愿。”易履泰于道光二年（）乙丑年去世，享年78岁。
易履泰去世后，易家人才辈出，易履泰长子易大醇，以贡生出仕，授枣阳县训导；次子易大枞，以贡生出任赣州通判；易大醇之长子易镜清，进士出身，曾任庆阳知府；次子易本烺，乙末举人；三子易本铫，进士出身，历任四川达县、射洪知县；族中还有不少举人、贡生。而他们都非常谨遵易履泰的遗嘱，在城子山上不仅修复了“陈良祠”，还修建起了学堂、凉亭和花园，遍植松柏果木，陈良祠成为子孙的读书之所（这就是蒋立镛在贺寿条屏中描述的“南庄”），因为凉亭十分醒目，当地人又称城子山为“亭子山”。
查清朝光绪版《京山县志?制科》，易履泰为乾隆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举人。《易履泰传》中介绍，曾出任汉阳府教授，广东广宁知县、均州学正等，颇有政声，著作有《果能堂诗集》《周易指掌尚书阐义》等。
广宁第一代城管的诞生
陈月婷
城市管理，是一项繁杂的政府管理工作。现在的广宁街道整齐有序，商铺林立，每天都有雄狮特警巡逻。可谓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秩序井然。如此商业繁荣、社会和谐的城市少不了城管队伍每天不厌其烦地巡逻管理。
追忆岁月沧桑，广宁城管也有她的前世今生。广宁县城初建以来，整座城池东南西各有一个城门。北边紧靠福星山（即北楼岗），取其“福星高照”的意头，没有城门。城池内有两条主要的街巷，一叫“正巷”，一叫“横巷”，还有许多小巷。青石板的石巷交连相通，里面建有城隍庙、学宫、城守处、义学、常平仓、观音堂、广宁县官衙署、捕署。布局按照八卦风水阵，气贯长虹。可谓一个县城的五脏六腑俱全，错落有致地坐落在县城城池内。
而县城南门是三个城门中最宏伟的，城门额上有石板一块，上凿刻“解阜”二字。“解阜”出于舜帝《南风歌》，据《史记》乐书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南风歌云：“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意为：“做官者要为百姓排忧解难，减轻百姓负担，增加百姓收入，使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而从“解阜”二字，人们一看便知道是南门，蕴含如此深奥的意思，我们的先辈真有两下子。
城南门内有两座宏伟的建筑物，一是“学宫”，一是“城隍庙”，两座建筑物前面横过的街道叫“正巷”。学宫又叫“黉宫”，又称“武宣文庙”，现代人称“孔庙”，学宫的围墙是红色的，两座建筑物之间那条直通出正巷的通道叫“红巷”，取“黉”字之音。城隍庙是用来祭祀城隍神的庙宇。“城隍”，有的地方又称“城隍爷”，是中国古代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最重要神祇之一，是中国民间和道教信奉守护城池之神，他是冥界的地方官，职权相当于阳界的市长。
学宫前面有一块可容纳千人的空地，而广宁城隍庙正如全国各地的城隍庙一样，都是香火旺盛、人气聚合的地方，不知道从哪个年代起，这块空地就成了县城最大最热闹的市集。
从古至今，小摊小贩永无休止的占道经营问题一直是城市管理的难点。时光倒流，清嘉庆七年（），城池内学宫前有许多附近的小贩随意占道摆卖，严重阻碍交通。还有人把衣物挂在学宫泮水护栏上叫卖，更严重的是有人拆文明门楼上木板的屏障搭棚寮占位，随处大小便不说，最后甚至有人干脆在城门附近搭棚寮结灶杀猪宰鸡。满地是猪毛、鸡毛，血水横流，十分肮脏。每逢圩日，都有阉鸡佬摆档，也有人摆档修补烂锅，还经常围聚一群人看热闹，严重堵塞交通，让人感觉乌烟瘴气。
清嘉庆七年（）十一月，附近街坊忍无可忍，联名向现任知县洪蒙煊上书，使洪蒙煊深感到城池需要加大力气管理的重要性，“管理上需要勤于疏导，严抓违纪不文明的行为，不仅要告诫，还要派人巡查。”于是，知县洪蒙煊与各街坊代表、下属各部门一起商量，确定要好好管理城门，定下方案，雇请工人来看守，每天派人清扫正巷街道，从早到晚不定时派人巡逻视察，宣传广宁县府管理城池的决心，诚心劝诫愚笨的顽固不法之徒不要重蹈覆辙。同时，振兴文艺和教学，在县城内创设尊崇正道的儒家文化，出示劝诫告示，以理服人。明确相关制度：禁止闲杂之人在庙前近地、门楼上，城门两旁大小便，丢鸡毛菜叶等垃圾；禁止凭栏卖衫；禁止在城门附近设立寮灶宰猪等。倘若有人藐视相关制度，肆意违抗，就让看守的城监抓捕送往署捕。倘若有人违抗指令，肆意捣乱，就由看守人捆绑到县衙，枷号示众，绝不姑息，请勿以身试法。
洪蒙煊雷厉风行，迅速召集衙差，组建城管队伍。于是便有了广宁有史以来第一支城管队伍去管理县城。这支城管队伍由门卫、值班衙差、街坊地保、村民组长等人士组成，其中黉宫的管理要派人看守大门，主要是由差役看守。
告示一出，城管队伍兵分几路上街巡逻检查，严抓肆意摆卖的行为，制止攀爬的不文明行为。看到有顽固的小贩不听劝告依旧我行我素，公然在正巷、城门摆摊设档卖猪肉，严重阻碍交通，影响市容，城管的值班衙差上前良言劝导，有小贩自持是地头蛇根本不听，反而恶言相向，以刀威胁。几位衙差看在眼里，心中有数，对此抗法的刁民也得让他看到县府整治县城的决心。几位有功夫底子的衙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手按住蛮横的猪肉佬，一手夺下他手上的猪肉刀，其余两个衙差扣押着反抗的猪肉佬送往县衙戴枷示众。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迅速在县城内外传开，其他小贩闻虎色变，不敢贸然违反，严格遵守。
一段时间下来，县城管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第一代城管成为广宁的美谈，为广宁建县以来城市管理做了示范性的铺垫。
说到这位洪蒙煊，可是有点来头，洪蒙煊，浙江临海人，以副榜任广宁县令。（科举时代会试或乡试取士，除正榜外另取若干名，列为副榜，清只限乡试有副榜。而清朝科举定制，进士为知县即用；举人为知县候选，副榜任知县可是少之又少。）
在已失存的《临海县志》中，值得一提的是清嘉庆期间《临海续志稿》，此书为洪蒙煊（～）、郭协寅、沈阿斗同撰，修于嘉庆元年（），历时三年，可见用力之多。在此之前，秦锡淳（～）曾撰过《乾隆临海志稿》十二卷，梓未及半，因创修者知县许巽行罢去，稿即藏洪蒙煊处，因而洪等撰写时资料比较丰富。同时，他们的态度也严谨。黄瑞云：“所引诸书，并录原文，标其名目。”叶书云：“近事未有记载者，则列其案牍，无案牍则注‘新增’二字以别之，间附案语，参互考订，论者谓远轶前志。”此书咸丰十一年（）毁于火，但舆地、建置、职官、经籍、金石等稿当时还保存下来，现已不见。可见，洪蒙煊未做官前已在家乡做了这么一件大好事。
在洪蒙煊的家乡浙江临海有一条闻名于世的“贤母桥”，又叫“永济桥”，这桥建成后由洪蒙煊作《永济桥记》。贤母桥的故事如下：
发源于浙江磐安县大磐山的“好溪”，以溪曲、滩多、流湍著称。因属山溪性河流，溪水枯涨无常。好溪上的壶镇古渡，古时建有或木或石小桥，一旦大雨骤下或久雨不歇，旋即山洪肆虐，冲塌桥梁、毁坏田庐、阻绝交通，更可称痛的是，时有行旅葬身鱼腹。
壶镇吕蔡太孺人(～)，素怀在壶镇古渡“兴大工建石梁”(清道光间缙云知县汤成烈“吕氏三桥记”，以下称“吕氏三桥记”)，变天堑为坦途的宏愿。家中虽勤耕种、善商贾，富甲一方，但要以一家之力，建造如此浩大的工程，不管是资金，还是物力、人力，难度实在非同小可。于是，蔡太孺人在节衣缩食、勤俭持家的同时，常以早日建成“壶镇大桥”之志勉励全家。清嘉庆二十年()，蔡太孺人病危，恨宏愿未竟，临终前召载扬、载修、载驯、载希等四个儿子和建始、建盛等孙子于病榻之前，嘱曰：“必成是桥，以遂吾志！”(“吕氏三桥记”)，载扬等子孙泣诺。
“壶镇大桥”建好之初，时任安徽五河知县、临海籍书画家洪蒙煊为之作《永济桥记》，曰：“人颂太孺人之仁而美吕君一门之孝，遂名‘仁孝之桥’，而榜曰‘永济’。”从此可知洪蒙煊是著名书画家，后来任安徽五河知县。
陈遇亨夜拒贿金
高丽霞
清朝嘉庆七年（），广东省广宁县人陈遇亨上任广西上思州（今上思县）知州。
陈遇亨（生卒年不详），今广宁南街青云巷人。自小聪明好学，能写文章，但两次参加举人考试都名落孙山，后北行入京，按成例谋求官职。嘉庆七年（）获委任广西上思州知州。
广西上思州是地瘦民贫的地方，向来有向百姓摊派的陋规，每年高达0两之多。陈遇亨上任后为减轻百姓负担，削减了一半。他又宣布各项规定，使下属官吏不敢作弊勒索百姓，深受百姓欢迎。他又于清嘉庆九年()，捐俸银在上思州县城东街创建了上思第一间书院，创建初名曰“新义学”，因州衙署后有座三台山，陈遇亨后来据此将书院命名为“三台书院”。
有一次，陈遇亨在上思州那懒驿馆留宿，晚上有一个人拿着两银子来贿赂他，希望陈遇亨在某场官司给予帮助判他胜诉。陈遇亨拒绝了这个人的贿赂，因当时风气如此，所以他也没有追究。半年之后，陈遇亨再到那懒驿馆，见到驿馆门上贴有对联：
雨满农郊春种地
月明公馆夜辞金
陈遇亨看到对联不禁感慨万千，即兴作诗三首以作回应。
其一
重来那懒驻征鞭，
尘梦遗忘已半年。
谁竟知余清似水，
故将旧事写新联。
其二
何故居民信我深，
只因夙夜守官箴。
三年牧此都无闻，
惟剩冰壶一片心。
其三
曾效前人凛四知，
未尝有事涉嫌疑。
一圩供给都无物，
纵欲辞之无可辞。
四知：《后汉书．杨震传》：“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又《传赞》：“震畏四知。”后多用为廉洁自持，不受非义馈赠的典故。
史书记载：乙丑年（嘉庆十年）冬间巡历各隘，歇舆那懒，夜有赠金者，却而不受，丙寅夏月，下乡公干，復住原处，圩中预设公解，新贴一联云：雨满农郊春种地，月明公馆夜辞金。暗合前事遂成三绝
清嘉庆十年（），陈遇亨让弟弟遇龙带父母到上思住几个月时，他们到上思那天竟然有很多人夹道欢迎，两老见儿子在当地如此受人爱戴，不禁老怀大慰。可见，为官一方，是好是坏，老百姓心中有杆秤。
陈遇亨的这些事，二百年后的《上思县志》《广宁县志》都有记载。广宁县新编的《陈氏天德祖族谱》也把他作为族中名人记载。可见，为人做官，历史是人民写的，是青史留名还是遗臭万年自有后人评说。
陈洪建的广宁演义
陈英华
清朝嘉庆九年（）的广宁知县陈洪建，出身于浙江“海宁陈家”。“海宁陈家世代簪缨，科名之盛，海内无比。三百年来，进士二百余人，位居宰辅者三人。官尚书、侍郎、巡抚、布政使者十一人，真是异数。”这是乾隆皇帝对陈家洛的一段话，却真实道出了海宁陈家的伟大。
到底乾隆皇帝是不是“海宁陈家”的儿子，至今众说纷纭不得统一，《清宫十三朝演义》书中说乾隆原来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被雍正用调包之计换了来。乾隆长大后，从乳母嘴里得知此事，便借南巡之名，去海宁探望亲生父母。因陈阁老夫妇早已去世，乾隆只好到陈氏夫妇的墓前，用黄幔遮着，行了做儿子的大礼。不过这只是演义故事。还有同是海宁人的金庸在他的小说把这个传说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故事我们只可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能入史。而我们的前县太爷陈洪建是入史的，现在我们看看这个“海宁陈家”的后人陈洪建任职广宁时做过什么事。
陈洪建，根据《广宁县志》记载：任职时间是清嘉庆九年（）至嘉庆二十（）年。在这时期广宁发生最大的事件就是“成大业起事”。
清嘉庆十九年（），广东省“三合会”组织异军突起。三合会，以前叫做“洪门三合会”，据说是乾隆二十五年（）在中国成立的著名反清复明组织“天地会”在广东地区的一个分支。其名字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广东省有北江、东江、西江三条江，故名“三合会”；另一种说法称当初洪门创始人陈近南与清兵战死于惠州一带，接班人天佑、洪英领导有方，人马很盛，号称天时、地利、人和，故曰“三合会”，因此该组织使用三角形作为其标志。
广宁江屯人成大业父子与四会、清远的三合会联合，公开打出“反清复明”旗号，发告示：“唯我大明太祖，曾开国于南京…清朝僣窃，贪吏害民，钱粮重敛”，“旱魃连年，水灾累戚，民不聊生，心皆思乱…父老苦秦苛法久矣，望我匡复甚焉”，同时刻制印章，自立名号，宣布起义。成大业父子率领千人与四会、清远的三合会队伍纵横于广宁、怀集、清远、英德、花县、三水、四会等7县的广阔地域，攻城掠地，袭击地方官府，令广东当局十分惊恐。嘉庆十九年（），永义铺土匪成大业父子聚*肆掠廻龙墟市，附近村落震动，四会土匪严亚望、亚日兄弟亦纠*在曲水河面索掠彼此协应，居民纷纷报县。县令陈洪建于六月内会营先辑拿亚望、亚日兄弟。后成大业率部联合四会严亚望所部（严亚望所在的曲水当年属广宁）进攻广宁县城，在进军途中受挫，退至清远。清廷即调惠州、韶州（今韶关）、连州、英德、清远等地清兵围攻，成大业等二千余人被杀。
后任代理知县张其修为管治需要，特向上头打报告请添设“花山汎兵弁”。上头批示：“允请咨部准移肇庆协台标下外委一员，复拨县城兵十名，共新旧十三名付外委协力防守，张令于二十一年（嘉庆二十一年）捐建衙署，协台即着外委黄经义五月二十九日到县，三十日到驻防，以六个月为期，期满交代以均劳逸，后协台以此汎系四会营分防，仍请在四会营内调补交代，适四会都司有考拔额外外委二员，递年即以四会营额外外委轮期防守，永为定例。”
嘉庆十六年（）知县陈洪建倡邑绅陈昌言、冯御瑸等开学宫前青云路。据载，嘉庆七年（）十一月，陈洪建的前任洪蒙煊在广宁的“黉宫”（又称武宣文庙，现代人称“孔庙”）贴出告示，宣称：“自从孔庙建成之后，有众多闲杂人等入内不懂尊卑、不懂虔诚。为了告诫和警示世人，在内建起了“文明门”，目的是提醒大家，孔庙是祭祀和拜祭先贤的场地，并非闹市。”但仍然有不法之徒在寺庙近地摆摊设位；在护栏上挂衣服；还有屠宰牲畜；更甚至有人将门楼、城墙毁坏；彰显了这等闲人的野蛮和无理。在此情况之下，县府为整治乱象，以此为告示：“禁止所有闲杂人在以上位置摆卖、非法聚集以及堆放杂物，并且派出专人巡查、管理，发现有违者，便可将其捉拿，并处罚。”虽是如此，还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当时城门外只有一条南门的街道，东边是村寨，道路闭塞，不但在交通上麻烦，同时在城市管理和形象上也显得落后，于是在嘉庆十六年（），陈洪建动员广宁退休官员陈昌言捐出铺地，并发起集资开辟对正南门口的青云路。
陈昌言，字禹敏，广宁南街青云里人。少年丧父，孝顺母亲，敬事兄长，平生豪爽磊落，读书志在领会要旨，不好丽华词章。二十岁时，由贡生援例谋出仕，分发湖南省候补县丞，初到任即分发常德府经历（掌出纳文书）。他操守廉洁，对任上所有开支务求节约，以减轻老百姓负担。办案时认真清理弊端，驱奸除暴，尤其留心讼狱案件，对民讼亲自听取当事人的申辩，务使各人言无不尽，然后据理裁断。去任之日，百姓饶送于道，更有人痛哭流涕。衣锦还乡后首倡开青云路，捐出铺地开路，又倡建青云、接龙二桥。并劝时任广西兴安知县的胞兄捐资。
接着县府又开通了新东街，连接青云路与南门前街道成“十字街”形状。因此，做生意的便逐渐聚集在十字街口，形成了繁华的闹市，再加上在县府的专人——“城管”的管理下，市民文明程度逐步提高，真正做到了为民排忧解难，甚得百姓欢心。
历史总是折腾人的，正如车轮来回转动才能推动车子的前进，所谓“历史沉浮”。风雨变幻中，广宁县城在陈洪建的整治下呈现一派繁华景象，民心向好，堪称“典范”。
当时，西溪河（发源于南街镇金山村破铁岭）和东溪河（发源于林洞村黑云顶，流经林洞、富溪、江美、红太阳、柯木嘴，俗称“黄江水”，在柯木嘴与赛洞、莫坑两支流汇流成）在今南街烈士陵园门口汇流成南街河。每年雨季发洪水，把原来的青云桥、接龙桥（万历间知县赵廷忠重建西溪之桥名曰“青云桥”；重建东西溪合流之桥名曰“接龙桥”）淹没，造成两岸的百姓无法过河，影响出行，有的人为了跨过对岸不惜冒险涉水而过。加上原来的桥梁是木材所造，不够牢固，每每洪水至，极其容易造成涉水过河者受伤或遇溺身亡，给百姓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人们谈桥色变。在此形势下，陈洪建趁着治城得利的势头，于嘉庆二十年（），召集乡贤志士，想集资把原本是木桥的“青云”和“接龙”二桥改建为石桥。但是遭到当时一些人士反对，戏说此举为劳民伤财，并说其有借修桥而欲占私利之嫌。而陈洪建随之斥言：“广宁大地，大小河道不计其数，在乡间小溪均有桥梁通过，而城南的西溪河和东溪河汇流，更是县城密集人口往来之处，虽然现在已经有木桥相连，但是已经有多年的历史，长年累月，久而失修，往往一到丰水期，人们只能冒险涉水侥幸而过，更有不慎失足落河而失去性命者，换想之，若过河之人是你本人，你何堪也？若此桥梁再不重建，本年第一次大水来临之时，我等恭请你及你的亲朋戚友先过河，如何？再说，尔等说我欲占私利，其修桥是为民之事，筹款于民，监管于民、施工于民，半文钱不需经我手，更有同道者、施善者监督工程进度，共为此事出谋策划，我陈某又何贪之有，反而尔等人士不明真相，不明事理，不但不建言，反而妖言惑众，何居心之有？我陈洪建于此立誓‘此举为善民亲众之事，若本人有失职之嫌，愿就此摘去乌纱，任众人置之’。”言罢，群众一片寂静，约莫三四秒后，掌声、欢呼声、喝彩声连绵起伏，众人大赞陈洪建的胆识和威严。
于是在陈洪建的倡导下，善长人翁出资捐物，把原来木材构建的“青云”和“接龙”二桥改建为石桥，并在原来的宽度和高度上加以拓展，令其在洪水期，水面也不会漫过桥面，步行者过桥，不会因河水而沾湿衣物，坐车者也不用再担心车子会坏，原来的危险之桥变成了稳稳当当的石桥。后来陈洪建又叫人在河道两边种上垂柳、竹林，加以绿化，使得稳稳当当的石桥，变成了一道风景线，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经过此地都会有一种诗情画意的感觉。本身此地是东溪、西溪汇流之地，再加上原来陈洪建对广宁城的有效治理，让原来十字街的繁华再推进延长了约半里（约多米），聚集了人流量，方便了交通来往，县城的商业更上一台阶，日益繁华，百姓见此情景，无不拍手称快。此举，也算是陈洪建留下广宁的一段佳话。
清道光四年（），詹致在参与修辑县志时，为了记录陈洪建的政绩，做了以下修桥记：
古大人之经政也钜而农桑学校细而道路川梁罔不悉心经划以为久大规故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雨毕除道水涸成梁先王之教然也宁邑川流以绥江为最巨舟楫通焉其余大溪小涧在在建有桥梁苐地非通行人非辐辏桥之有无弗系轻重不必记也县城自南门转而西南约一里许直达新街街口有溪由西北迤逦渐趋而会东来之溪向为第一要津迨东西合流而后又约一里许为盘船洲于此复为要津凡往来城市无论乘者徒者冠盖遨游负贩奔走者皆必涉此两津而后可达未设邑前桥建何时无可考矣万历间知县赵公廷忠重建西溪之桥名曰青云重建东西溪合流之桥名曰接龙自是而二桥之名遂著顾仅支以木燥湿不时易于朽蠢不数稔而辄有更易之烦且西溪发源于破铁岭再会扶楼罗源诸涧然后出口而合东溪东溪发源于林洞山复会黄江赛莫二坑诸涧然后至城南而合囗溪每当溪潦涨大两桥恒至漂没即修复亦需时日深厉浅揭之余临流病涉者往往有之
国朝嘉庆二十年官绅议易以石阖邑共乐签囗曾未踰时两桥先后告竣鹰齿粼粼囗梁屹屹囗
杠谓徛殆谓是与而今而后乘车者无濡轨之虑徒行者无褰裳之虑青云绕绕长辉映夫七星龙势虬蟠可逍遥乎万里绿杨堤畔无烦舟子招呼翠竹林边何事乘舆借济真一劳永逸任殊途而同归苟非官绅士民同规久大安能使乘者徒者冠盖与负贩者庆履险如夷之尔也爰因踵修邑乘而为之记（注：“囗”处是因原版残缺，不能辨的字，按史学界规矩以“囗”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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