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赶超的生活
1月30日，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称，过去十五年（1990~2005），中国现代化发展速度超过世界平均值，若保持这一发展速度，中国将在2040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按照该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研究员的说法，中国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中期，比先行国家大约晚100年，经过清末、中华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等三个阶段发展，中国已从欠发达国家晋级为初等发达国家。我把这看作是用赶超思维来描述和解释历史。赶超思维下的国家历史有点类似进化论，从猿到智人再到人，从欠发达国家到初等发达国家到中等发达国家再到最发达国家。不过，与生物进化论略有不同的是，一个国家的赶超有看得见的目标，也有各种指标数字比如GDP作为评价标准。相比而言，人类物种进化就艰难多了，一头猿置身广袤原野，苍茫四顾，却不知道自己要进化成什么东西。倘按照赶超思维，整个世界恐怕要忙个不停。你追赶我，我追赶你，初等发达追赶中等发达，非洲追赶欧美，欧美追赶外星人。假如有一天中国超过了那些中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会不会反过来再追赶中国呢？亦未可知也。何止是国家在赶超，我们的城市也是在你追我赶。城市赶超最直观的形式就是排名，一个城市的排名有所上升，那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成就。当然，有些城市比如北京、上海或者广州，已经不满足于在国内比来比去了，直接把赶超目标定为纽约、伦敦、巴黎这样的世界级都市。其实，赶超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而是一种近现代以来被制造出来的历史意识。古代社会交通通讯都不发达，人们很难知道外面的情况，谈不上赶超。作为数字指标，赶超所依据的GDP、城市化率和信息化率、养老和保险覆盖率等等，也是近现代的统计发明。你拿这些名词去问一个18世纪以前的人，他多半会拨浪鼓似的摇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赶超作为一种生活状态呢，我们大抵知道为什么要赶超，也了解赶超之前的生活，据说那是一种落后、愚昧、屈辱的生活。我们也知道赶超之后的生活，那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按照那份报告的描述，中国有望提前十年达到的中等发达国家生活体现为，“人均年收入超过两万美元”、“国际竞争力排名进入世界前十名”、“平均预期寿命超过八十岁”，等等。至于两者之间的夹心层——何谓赶超生活，却仍混沌不清，似乎是不重要的。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与之前相比算幸福，要懂得知足了，还是因为与赶超之后的“美丽新世界”相比，赶超生活即使有百般苦楚，也不算什么。不过，我认为，赶超生活很有必要弄清楚，因为这不是我们祖辈的生活，也不是我们孙辈的生活，而是我们每个现世之人的活生生的生活。我们的赶超，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方面的赶超，而经济本身是不包含价值判断的。这就是说，当我们执着于赶超生活时，我们有可能忽视掉，甚至主动抛弃掉好坏善恶等价值判断。对人来说，这些生活价值是比经济更基础的东西。赶超也不可能没有代价，你开奔驰宝马，不还要排放尾气的吗？环境、自由权利、公平乃至艺术、对历史和传统的敬畏都可能是赶超的代价，与这些代价相比，赶超即便有意义，也很难说是不是能得以偿失。我们更需要警惕，赶超生活成为一种充满借口与托词的生活。譬如，有些事情只有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了，赶超到一定水平了，才能去做；为了赶超之后的幸福生活，目前的生活是必须忍受的，需要耐心，忍忍就好了。然而，倘若赶超成功了，那些事情会不会自动实现，需要耐受的生活会不会一直耐下去，或者会不会再设置一个假想对象继续“赶超”下去呢，这都是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