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生涯可以说是我第一次独立面对社会、面对生活，一切均已远离家乡、父母，一切均需自己去独自解决。生存也成了我需要自己面对的问题，俗话说得好：“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前面四字是刚性需要，后面三字是解决“刚需”后的调味。
之一：柴
五十多年前不比现在，即便是在上海，我小时候家里一开始也还是用废纸加劈细了的柴点火然后燃起煤饼做饭的，后来才用上了煤气。我插队乡下的那十年里，每日三餐都是用柴做燃料把生米煮成熟饭的，所以砍柴就成了我们下乡生活的刚需。
原本，赣东北山区树木资源并不匮乏，我插队所去的下门村的农户绝大多数都是依山建房，屋后山上便有茂密的树林，百来人口的生产队靠着队里范围内的几座山，轮番伐木，烧饭做菜的柴火一点不成问题。只是在我们下乡的十年前，由于是响应上级领导的号召，乡民早已把平日里只伐枝条不砍原木的乡规破了，将附近几座山上的大树都砍伐了投入了小高炉的炉膛，铁没有炼出来，村边的树林倒成了只有茅草没有大树的茅草山了。
随后的几年，炊火所需只得一点点舍近求远，到了我们下乡插队的年，老乡砍担柴往往都要走到七八里之外。这还不打紧，老乡告诉我们，原先在自己屋后的山上砍伐，无需马上担回家，让这些树枝在山上晒个十天半个月，树枝干了能够轻许多，韧性差了也容易捆扎，挑回家不费吹灰之力。现在路远了，你砍伐后不挑回家，几天后就被别人捡了挑走了，不比以前没有人会到你们家屋后来拾柴。
刚刚下乡的一个月，我们知青曾经是吃派饭，每当用餐之时，我们同一生产队的几个知青就会被村里的某一户农民叫去家中，老乡用他们待客的礼节招待我们，一开始真太不习惯，但总是饭来开口，没有自己做饭之苦，钱和粮票也不交，大约是国家给的安置费解决的，老乡们轮流做派饭，不过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一个月后，生产队已经为知青集体户砌好了土灶，这个临时过渡的待遇就取消了，让知青自己开伙做饭，规定只能合伙吃饭，不允许分小灶，让队里的几家地主富农管制户每家无偿送了一担柴，等到这些柴烧完，砍柴就是我们知青生存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了。
年12月浙江东台村史馆土灶
砍担柴，一来一去十几里，还不能砍树，只许砍树枝，靠近地面的枝条越砍越少，只能踩着以往砍伐的枝丫往上攀去砍伐那更高的树枝，然后捆扎这湿柴树枝。要想担回家，也不是一件易事。首先捆扎带有韧性的新鲜树枝也是个技术活，挑着挑着还会松散，走着带有坡度的山间小路还需注意柴担不要碰到路边的小树，我们当时的体力、挑担的技巧都时时会遭遇柴捆散落甚至人翻落山坡的危险，这一切都决定着砍柴之路的艰辛。可以这么说，那年月，砍柴已经成为大部分插队知青尤其是男知青在生活上最大的困惑。
欲想吃上热汤饭，良灶干柴才好办事。柴是农村生活的刚需，在那个大家都十分贫穷的岁月，用钱买不现实，求人送更不靠谱，世上岂有这等好事。但总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在当年，虽手无缚鸡之力，又无轻松砍柴之良策，竟是凭借着当学生时的篆刻业余爱好，解决了长达十年的烧水做饭的刚需问题——砍柴，实乃幸运。
之二：米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说实在的，当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是必须的，但去哪里还是有一点松动余地的，选择去江西，我看中的就是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云南、贵州、安徽、江西七个去处里江西离上海近，又是有米饭吃的地方。只是没有想到去的地方竟然那么穷，虽是出产稻米的地方，却是年年要吃国家返销粮的贫困县。
当年国家规定我们那里的农民是每个人全年斤毛粮（即没有脱粒的稻谷或麦子），按稻谷出米率70%计，农民才斤米，每月仅21斤。在那个少见荤腥的岁月，农村的壮劳力不可能够吃，只有加些菜或自留地种的红薯补充。
那时全国粮食生产纲要的标准是长江以南每亩斤、长江以北黄河以南亩产斤、黄河以北亩产斤，但我在农村的那十年里从来没有达到过纲要所要求的亩产斤。如果当年交了公粮（即农业税，每亩50斤毛粮，交税是义务没有回报的）和征购粮（国家派购任务每亩斤毛粮，每百斤早稻9.80元、晚稻11.2元、糥谷11.8元）后除种子外每人分配不到全年斤毛粮，可以打报告申请国家返销粮。我们生产队几乎年年申请返销粮，大部分老乡还向信用社申请借款购买。
对于增产，农民何尝不想，当年国家还有个“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八字增产方针。土，指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肥，指合理施肥；水，指兴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种，指培育和推广良种；密，指合理密植；保，指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指田间管理；工，指工具改革。我们乡下粮食生产一直上不去的原因在我看来一是种子问题（没有高产品种）、二是肥料问题（没有化肥、农家肥又不足）、三是集体出工不能发挥劳动者的最大积极性、四是经不起自然灾害的打击（洪旱虫灾连年不断）。
我们下乡第一年国家是对生产队拨款减交公粮，按每人每月12元人民币40斤毛粮安置知青的，第二年就没有了，知青需要真正地与农民一样自己养活自己了，而且是从农民的土地里去瓜分粮食了。国家对知青还是照顾的，全年按斤毛粮由生产队配发，后面一直这样，知青每月40斤谷可出28斤米，比农民多出三分之一，生产队也是挺不情愿的，这伙不会干活的人凭什么要比我们吃得多！除了一些原本就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外，可以说绝大多数江西插队知青第一年干活后全是倒挂的，一是知青工分评得很低，二是也很少有知青出满勤的，三是当年农村生产队的分值也确实非常低，10分工能够分到1元以上的生产队在我们全公社我都是闻所未闻的。
因此，老乡很愿意参加由公社甚至县里统一组织的农田基本建设或修筑水库的任务，去那类工地干活，生产队记工分，农田基本建设或修筑水库的工地供应白米饭，农民自带菜即可。常常是老乡得知第二天上工地，不少人晚饭尽量少吃甚至不吃，留着肚子第二天吃公家管饱的粮食，直吃到撑肚为止。我们那里老乡几乎人人有胃病，就是常常饥饥饱饱造成的。
生产队分发稻谷一般差不多一个月一次，我们知青在生产队的账户上是一个人一个账户，所以允许两个月或一个季度一发。当时生产队这么做也是担心有的农户一下子把口粮领完，下半年没有口粮无法过日子。每年夏熟收获后先交公粮（含征购粮），留足来年种子，有多余的入仓。如不足可申请留部分公粮额度秋收以后再交，第二年的夏熟前一般都是粮库空空等国家返销粮过日子的，所以许多人家会多多留下一些老南瓜春荒备用。
每次从生产队分到稻谷后，我常常是直接交给比较要好的老乡，请他帮我用水碓把谷舂成米，起先还过一下磅秤，大约能有70%的出米率即可，后来我也懒得称，觉得这么不信任人家不太好。舂出来的米糠就充作舂米的劳力报酬送给老乡喂猪了，老乡非常高兴，忙说过年杀猪的时候我请你吃肉。后来，其他的老乡也跟我提出由他们替我舂米，大部分情况我都拒绝了，坚持让一户老乡帮我完成这项我不掌握的农家活。
我几乎年年都回上海，一待就是个把月，所以粮食没有对我的生存构成过威胁，这也是有家可回的好处，让我苦熬苦捱度过了那难忘的插队生涯。
之三：油
俗话说：“油多不坏菜。”可油少呢，或是根本做菜不加油呢？
在计划供应的年代城里人有按月供应的食油，市区居民每人每月五市两，乡镇居民每月三市两。乡下人不比城里人有配给，他们做菜吃油可全靠生产队分油及杀年猪留下的肥油。
我们生产队也种些油菜，由队里统一榨油分发，有的老乡也会自己在自留地种一点油菜，收了油菜籽后或大家凑起来一起榨或去油榨作坊兑换油。我们生产队一年大约每个人能够分1斤略多一点菜油，老乡做菜大多数是用自家杀年猪留下的肥油在锅里刮搽一下，让锅里似乎也算加了油，就把肥油盛起放好，留作炒下个菜或下次再用。当他们家里的肥油已经变成油渣甚至连油渣都没有的时候，就用一种称作“烧红锅”的方法炒菜，这就是把锅烧得发红，然后把菜倒进去，以一种极快的速度翻炒几下，真可谓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掌握好火候不要让菜炒焦即加水，这样炒出来的菜盛在碗里，可以说看不到一丝油花。
老乡家常备的下饭菜有几种，比较多的都不是新鲜菜，而是酱菜之类。一是霉豆腐，类似上海小白方腐乳，但是挺辣的；二是茄子干、南瓜干，是把新鲜茄子或南瓜蒸熟，辅以盐、糯米糊、熟芝麻、辣椒干夹在两片蒸熟的茄子或南瓜中间压扁，最后晒干，或整块，或切成条装瓶保存，食用时取出。由于其集芝麻香、辣椒辣、食盐咸于一体，当时绝对是下饭的好佐料。还有就是腌过的豇豆干、梅干菜一类。
近年我几乎年年有些活动去江西，我在江西任教时的学生听过我说起当年乡下吃霉豆腐和茄子干的趣事，他们年年都会找到自家亲戚从乡下给我找来这些东西，让我带回上海，如今这些倒成了我们夫妇回味当年乡下无油生活的话柄。
年家中
年6月格鲁吉亚酒庄
说到人的需求，不由想到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他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及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这里前三类是刚需，后二类是在前面几类得到满足后才会提出，由此看来我的生存刚需篇在写了柴米油盐水这些物质需要后也应该涉及一下精神需要。
之四：盐
以前读小说、看电影，都有一个感觉，江西缺盐，所以下乡时也带了一斤细盐，想想也不算重，以防万一总没错。没想到插队之地虽不缺盐，但所带之盐竟然派上了用处，而且后来还是继续从上海带盐回江西。
酸甜苦辣咸，标志咸的盐排在最后一位，然而对你的身体来说，盐可是应该排第一位的。我们食用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我前面的插队生涯琐忆写过人如果缺少钾，先是四肢无力，进而全身乏力，最后可能导致生命危险。那缺少钠，将会怎样呢？百度告诉我们:如果缺钠比较明显，低于mmol/L的时候，很容易造成脑水肿，出现有头痛、头晕、嗜睡、肌肉酸痛、全身乏力、恶心、呕吐等状况，出现精神症状很差、记忆力减退现象。严重的脑水肿可能会出现脑疝、呼吸衰竭，甚至出现死亡。
我插队的乡下倒是不缺盐的供应，大队小卖部后仓有一个盐窖，里面湿漉漉的，一颗颗粉笔头大小的盐粒常常是堆满半仓。乡下人常说，有两样东西是越藏越多的，一是盐二是稻谷。起初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知道了，原来盐和稻谷的吸湿能力都很强，入库时斤，过不了多久就会变成斤……斤了，盐无须翻仓，因为它不会发热腐烂，可稻谷就得经常翻仓翻晒了。
粉笔头大小的盐记得当年与上海粗盐（颗粒与细盐相比稍大，但与乡下的盐相比颗粒还仅有十分之一）同价，0.15元一斤。农民炒菜就这么直接把“粉笔头”放入，自然菜熟了盐还不会化完，于是炒完菜甚至吃完菜仍将残存呈颗粒状的盐拣出来放入盐罐，下次炒菜继续使用。而知青买回后就用锤子打碎，有的知青甚至每次从上海回乡下总要带几斤细盐，例如我。
俗话说：“秤砣虽小压千斤。”盐也一样，不贵而且再怎么大颗粒也还是小的，但生活中就是不能没有它。人生呢？能够缺少对生活的品味和认识吗？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可见对人的思想来说品味和认识生活也是第一位的。
我们对人生的品味和认识不可少，人生会有许多事是通过选择和争取得以实现的，如参军、入党、高考、结婚……但也有不少是无奈摊到的，如插队、苦难、下岗、生病……你不去认识它了解它，这咸就会觉得苦涩难咽；你去品味它回味它，这咸又可能会变得鲜美难忘。
酸甜苦辣咸，人生百味兼。人生何尝不是一个调味瓶：酸显示了人生中的辛酸与努力；甜代表了你的幸福和满足；苦说明了你的痛苦与磨难；辣表达了你遇到的意外和激动；咸则代表了你对人生的品味和认识。
酸甜苦辣，是我们生活的经历，咸才是我们生活的体验。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盐”是坐中央的；人生诸感觉：酸甜苦辣咸，“咸”是压台戏！
插队生涯对我来说，是无奈，是苦难，我一直不愿去回忆触碰，好似有揭伤疤一般的痛楚，但而今想想，那一段岁月，不写出来告知小辈和后人，我们的无奈和苦难岂不湮灭了吗?不就是白白地受了那多苦难吗！常言道，忆苦思甜，要想甜加点盐，不忆忆我们这一路走过来的苦难经历和勤奋努力，何来今天还算可以称作知足常乐的生活！当年的苦难有多少是可以避免的，我们能有今天有哪些是社会变革带来的，有哪些是自己努力争取得来的，这些回忆对我们乃至后辈今后的生活应该会有所帮助和启迪的。
这大概就是我回忆并如实记录插队生涯的初衷。
之五：水
水是生命之源，生活中不能没有水，人类也都是依水而居，吃水问题对于千百年有人居住的村庄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然而对我们知青来说却也不是什么易事。
乡下大多吃的是井水，我插队的村庄也不例外。我们村有一口打水的井，井口大约是一个五尺见方的正方形，只有青石砌成的井沿，没有高出井沿的井台和井栏。井水自是冬暖夏凉，水质也不错，吃口很好。井水的满浅不是一年四季一样的，水满时直接用扁担担钩勾住水桶就能打到水，水浅时需要抓住一头带扁担钩，另一条担钩勾住水桶才能碰到水面打水，人几乎就是趴在井沿把手伸下去打水的，这时甩动水桶让水进入水桶并提起水桶都是需要一定的技巧和力气的。遇上冬天永远湿漉漉的井沿如果结了冰，打水就更困难，地面还很滑，又没有井栏实在是有点危险。
所以虽说是很简单的挑井水，对于我们知青也还是有一个逐步适应过程的。水不得不用，可一开始就担这百把斤的水还很不习惯，先是要学会用水桶在井里打到水，然后要适应担时不让水桶晃悠致使水溅出来，最后还要能够稳健地迈步走在高低不平的小路里把水担回来。后来知青们大多分灶吃饭，女生担水就成了老大难，除了有要好的男生主动承担外，也只能自己想办法了，于是急的就让家里寄一个马口铁的水桶（上海人称之为铅桶），不急的就等到回上海时带一个来，系上麻绳，就能够自己拎水用了。
扁担担钩
水桶
马口铁水桶
插队时对水我是能不喝尽量不喝。不是说，人体的组成部分一大半是水分，水是生命之源吗？我怎么就这么不明事理呢？这当然是有原因的，请容我细细道来。
秋冬时分，农活比起春夏，稍有轻缓。干活不那么累，人对水的需求自然也不是那么急迫，但无论如何，人总会有三急。乡下男人，大田之上，不管四周有无男女，有无遮掩，稍一转身，就地小解。当时乡下女人，大约是我从不注意，她们如何解决，已无印象。面对如此这般，我何以堪，我何以办！要想做到少出口，只有尽量少进口。这样，长期以往，我就养成了不愿喝水的习惯。习惯成自然，后面改亦难啊！
上段主要从出口谈不愿喝水，这段再从入口来说我不愿喝水。春夏活累，经常大汗淋漓，口渴自是难免。农民解决自有高招，水稻田里到处是水，他们会找到田间某处，用双手左右一拨，然后再双手合拢向下一掬，捧起一汪水来，低下头去一掬而尽。在我看来，这水不就是稻田里的水吗？适才“飞流直下”，转眼不出一里，却又“俯饮一杯”，岂非“共饮一江水”吗？这水让我如何下喉？一开始，老乡见我踌躇，解释道：“这里下面有泉眼，一直不断地在向外冒泉水，不信你可以把手伸下去，看看是不是冰凉的？你拨开上面的稻田水，把下面的泉水捧出来不就可以喝了吗？”我试了一下，果不其然，夏日里晒得发烫的水下还真是冰凉的，但这冒出来的所谓泉水瞬刻之间不就与稻田水混为一体吗，哪分得清楚！忍忍吧，我就这么“一忍成习惯”，真不到忍无可忍之时，我是绝不会入口的。当然，下乡这么多年，也不是没有喝过这稻田泉水。所以出工干活，我非常希望是沿村路的田，这样但凡能够路过农户家时，我就能进去讨口水喝。
我们乡下民风淳朴，真正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即便白天家中无人，也都是大门不关、小门不锁。一则没有现金可偷，二则乡里乡亲，谁家有个什么还不清清楚楚，咋地我家的东西到了你的手中，这不昭告天下，自己就是那小偷吗？走进农户家，有人即开口讨水喝绝然不会遭到拒绝；无人就自己走到水缸边，拿起葫芦瓢自助。
没有想到，当年水的刚需问题竟然会导致我一个不爱喝水的坏习惯！
之六：爱
随着插队年份的增加，知青点的知青越来越少，我和她最终成了知青点的“钉子户”，其实不是我们俩不想走，说真的是做梦都想离开这本不是故乡的第二故乡，这时爱及归属感这个基本需求在我们身上就显得格外突出了。十六年前我就把这记录下来，发在当时我所在行业的机关报《中国船舶报》上，下面就录以表达当年的这一刚性需要吧。
我们原本是一所中学的同学，虽都是68届，但我高中，她初中，谁也不认识谁。是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让我们的命运联在一起。
年3月11日，命运让我们同乘一列火车，一同被抛在了赣东北的一个山区插队落户。当时同在一个生产大队插队的有20名上海知青，我们被分在两个生产队，相互也不认识，只是偶尔知青相互串门时会点点头，说两句话。
到了年，由于知青们有的抽调工矿，有的自找出路，知青点的人越来越少，大队就把原来分散在四个生产队的知青集中在一起，是命运又让我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这时我们才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只是当时的处境谁也不知将来会怎样，所以谁也没有往那方面想。直到年最后一个与我们同在知青点的同学被推荐上了大学，知青点仅剩我们俩时，我们才意识到自己的出身是难以被推荐读书或进工厂的，我们才恍然明白命运真的在撮合我们。就这样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一同出工、一同收工、一同去种自留地，吃着同一锅饭，仅差同住一间屋了。劳动上的许多困难我们必须共同克服，生活中的许多麻烦我们必须一起对付，精神上的许多苦楚同样需要我们相互安慰，……可以说我们是从相依为命开始的。
年开始，我们的命运和我们的祖国一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俩的事也发生了一波三折。那年年底，我参加了首次高考，先她一步离开了我们待了整整九年的小山村，到地区一所师范专科学校读书。接着她随知青大返城的洪流结束了十年的下乡经历回到了上海。可我就读的学校当年分配是仅限于地区范围的。如何面对这城市间的巨大差异和家庭成员的种种议论，以及以后分居两地的实际考验，着实让我们费尽周折，但这一切都抵不了我们相濡以沫所结下的情缘。我们揣摩结婚后我毕业分配可能会得到照顾，想想还是赶在毕业前去登记了吧，就这样年8月，我们一起走进了区民政局。
虽说是登了记，但没有婚礼没有宴请，我们还是原样。我在江西，她在上海。将来怎么办，我们心里谁都没有底。所幸的是她医院当上了一名护士。事情的发展也不如我们所愿，我毕业并没有分回上海，只是留在了上饶，我们只好开始了艰难的分居岁月。为了适应工作，她当时还参加了护理专业的自学考试，女儿医院的集体宿舍，只身一人又要上班，又要读书，又要带孩子，几乎没有任何帮手。孩子一二岁时又是最多病的时候，每每读到她寄来述说这些情况的信，真是苦不堪言。
年，在女儿刚进幼儿园时我调回了上海，最艰难的日子总算过去了，终于有了一个“家”。当年我们每年的结余大多贡献给了铁路事业，分到一间小屋就草草收拾了一下搬了进去，好不容易搞到一张18英寸国产彩电票，我们举债0元才搬回那台当时我们家所有财产中价值最高的彩电，这笔债务我们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还清。但经历过下乡插队的我们，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只要我们相亲相爱，自是乐在其中。年，《现代家庭》杂志和上海电视台联合举办“海派丈夫大家夸”活动，她一篇《“错位”模范》让我们在电视荧屏风光了一回，我也不甘寂寞，回敬了一篇《荧屏亮相的遗憾》发表在《新民晚报》上。
后来，我们都仍然努力学习、勤勉工作，她取得主管护师资格，我也评上了高级职称；还买了近百米的房子这大约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今天的生活质量了吧。
插队时的我与她
年3月尼泊尔大佛塔
作者：汪向明，年生于上海，高中68届，年上山下乡插队江西万年垱下公社，直至年春入上饶师范学院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先在上饶市上饶一中、杭州市求是中学任教，后调回上海，退休前任上海《家庭教育时报·高招周刊》责任编辑，主持学科复习版工作。
来源：知青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