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宋诗选注》
文｜刘永翔
钱默存先生是我最为钦佩的学者，而他的《宋诗选注》是我最为喜爱的一部诗歌选本。此选甫一问世，即为有识者所宝。尽管“生不逢辰”，出版后受到“左派”者流的围攻，意在对其书则烧薪投溷，对其人则贬黜斥逐，然而似乎“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先生居然逃过大小诸劫，并在“文化革命”结束后出版了煌煌巨著《管锥编》，文化昆仑横空出世；而《宋诗选注》则不断重印，化身千亿，流播寰瀛，证明了其书的“不废江河万古流”。
“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那些无目或有意遮眼的攻击者不必再浪费笔墨去加以驳斥了，因为如今连儿童也能知其言之荒谬绝伦。而此选之所以为佳，“文化革命”后也有许多学者撰文称颂，其中以王水照先生与其日本弟子内山精也《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一文说得最为中的，为许多刊物所转载。然其文臧而不否、褒而无弹，于先生之言似无所不悦，盖恭执弟子之礼故也。
如今先生逝世已将二载，尚未见有全面公允评价《宋诗选注》的文章出现，未免令人感到遗憾，因为先生学术成就的盖棺论定有待于对其著述的逐一审视，这部脍炙人口的诗选已经到了必须加以论定的时刻了。
我虽是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却不是承担这一任务的适当人选，除了力微任重的原因外，还因为我尝受知于先生。稍一揄扬，便有阿私依傍之嫌；略表异议，则有背恩扬己之刺。但禁不起上海三联书店冯芝祥先生的一再催促，踌躇再四，终于决心不恤人言，毅然从事，以为虽不能“定”，姑妄“论”之。何况在先生生前我也曾向他直陈己见，曾承有所采纳。而于《宋诗选注》也曾献过千虑之得，以先生病榻缠绵，未蒙裁择。今本“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并窃师先生事石遗老人之直道，意在和而不同，作钱学之忠臣，非欲妄效“弟子之青出者背其师”也。想必蒙先生在天之灵所首肯。
下面敬就此选的“选”、“注”、“评”三项分别论列。
一关于此书的选
对于此书的“选”，胡适曾表示过不满，认为先生“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这一点，先生在此书香港版前言中也予以承认：“这部选本不很好；由于种种缘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
据说在选注之初，先生曾提出过一个选目，而这个选目经过了文学研究所的集体讨论和所长何其芳的增删。那是极左思潮造成的，先生本人自不当任其咎。如果他那时坚持自己的选目的话，恐怕此选只能胎死腹中、无法问世了。
不知先生最初的选目究竟包括那些诗篇；如果这个选目历劫犹存，那我们就可澄清一些问题了。这有待于先生所说的“擅长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者流的努力。不过，即使找到了原始选目，我们也不能认为它能够完全体现出先生的本意，因为在那严酷的政治气候下，先生决不敢由着性子选诗的，他必须自律，“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识时务，守规矩”，也就是先生所自嘲的“趋时”。
那么，先生自己究竟喜爱哪些宋诗、不喜欢哪些宋诗呢？我想通过细读先生的全部著作我们可以得出虽不中亦不远的结果。以《宋诗选注》而言，那些反映民生国事而先生在评注中不加一字赞语的极有可能属于“不必选”之列。如王禹偁的《对雪》，梅尧臣的《田家语》、《汝坟贫女》，柳永的《煮海歌》即有此嫌疑。其他可以类推。至于先生认为“可选”之诗，我们可以从《谈艺录》、《管锥编》，甚至《槐聚诗存》中根据先生的评价和引用钩稽出来。比如《谈艺录》中论及宋诗处极多。其中江西诗派的“三宗”之一黄庭坚所占篇幅尤多，尽管先生曾说过“初不笃嗜黄诗”，但从他对黄诗的津津乐道和在病榻上犹默诵黄诗看来，“可选”之诗决不会限于《宋诗选注》中的三题五首。夏承焘先生曾对此书黄诗所选之少略有微词，殊不知这是先生为预防“左派”扣“形式主义”帽子而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尽管后来并未奏效。我们完全可以从先生的著述中找出他喜爱的黄诗来。“喜爱”当然意味着“可选”，然而也并不等于“必选”，受制于选本所针对的读者层次和由此而决定的书册容量，作为普及型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的一本，我们只能断定先生对黄诗会选得更多些，而不能从“可选”中定出“必选”来。我们相信，如果没有任何限制，由先生开出的宋诗选目，必定能和他的著述互相印证，即使是著述中未曾道及之诗，也一定符合他的审美观念。
至于先生选诗所据的原始材料，胡适推测“他大概是根据清人《宋诗钞》选的”。胡适此语我本来认为纯是“胡猜”，先生胸罗万卷。怎么肯因人而热，走捷径作选本之选本呢？书中不是明明有许多名不见于《宋诗钞》的诗人吗？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不是也批评过《宋诗钞》对诗人别集“前详后略”的做法吗？然而，经过小心的求证，我发现胡适“大胆的假设”也有部分的正确性。书中所选的八十家（年初版有八十一家）诗人中，王禹偁、林逋、苏舜钦、欧阳修、李覯、文同、秦观、孔平仲、唐庚、黄庭坚、陈师道、韩驹、刘子翚、杨万里、陈造、四灵、刘宰、汪元量等二十一家诗无一不见于《宋诗钞》或《宋诗钞补》，先生没有再费心力去搜求沧海遗珠。王安石、王令、王庭珪、陈与义、裘万顷、戴复古、刘克庄、方岳、严羽等九家诗，先生也仅在以上二书所选外每家仅添一首，梅尧臣、范成大诗则多一些，一加二首，一加三首。最意想不到的是，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特别指出《宋诗钞》对刘克庄诗只钞《后村居士诗集》卷一至卷十六里的作品、卷十七至卷四十八里一字未钞的现象，提醒读者在使用时“心里得作几分保留”，然而《宋诗选注》所录刘诗七首中，竟有六首见于《宋诗钞》，而不见于此书的那首《北来人》也并不出于刘集卷十七以后，而是出于最前面的第一卷！即以初版入选而后来删去的《国殇行》而言，原也是《宋诗钞》所选之诗。“无诸己，而后可以非诸人”，先生自然不会忘记这个原则，看上去似乎知行不一的现象想必是文研所的“左派”领导粗暴删改选目造成的。当然先生本来也可到刘集下半部去找出一首具有“思想性”的作品来凑数，以作形式上的“自圆”，但他不这样做，而是留此“破绽”，足使读者中的有心人掩卷长思。“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也许未必符合当时的实际。
除了《宋诗钞》和《宋诗钞补》以外，先生似乎还采及其他选本。如柳开、郑文宝、晏殊、柳永、晁端友、江端友、董颖、吴涛、尤袤等九人之诗无一不见于《宋诗纪事》，尽管有的诗在注中标明较为原始的出处，但看得出是以《宋诗纪事》为线索检得的。先生对此书寝馈实深，遗著中有《宋诗纪事补正》便是一证。此则和上述情况不同，因为这些人的诗集已佚，诗篇存者寥寥，只能从厉鹗的著作中去拾其鳞爪，这样做是无可奈何之事。但贺铸、洪炎、周紫芝、利登、叶绍翁、乐雷发六家诗集具存，所选却无一首不见于《宋百家诗存》；姜夔、吕本中、曹勋三家别集亦在，所选于《宋百家诗存》所录外亦仅各益一首，这就未免有些启人疑窦了。也许有人会说，所选篇目大同，安知不是与前人“英雄所见略同”之故？但相同处太多，那就不能不有借鉴之嫌了。除此之外，先生取资旧选尚有版本上的证据。如王安石《夜直》诗首句“金炉香尽漏声残”，“尽”字，《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一、《王文公文集》卷七六、《王荆文公诗李雁湖笺注》卷四五皆同，仅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二作“烬”，而《宋诗选注》49页却同于陈选。又如叶绍翁《游园不值》的首二句，《南宋六十家小集》本《靖逸小集》作“应嫌屐齿印苍苔，十扣柴扉九不开”，其他总集如《诗家鼎脔》、《江湖小集》、《宋艺圃集》甚至童蒙读物《千家诗》文字均然；仅《宋百家诗存》一书作“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而《宋诗选注》页与之全同。这就使人很难为之开脱了。
其实，先生倒并不讳言参考旧选，在谈及《宋诗选注》时，他说：“一首诗是历来选本都选进的，你若不选，就惹起是非；一首诗是近年来其他选本都选的，要是你不选，人家也找岔子。”为己选向旧选的“迁就和妥协”作了辩解。依我看来，此书二年而成，时间过于仓卒，选诗者绝无可能对宋人别集一一细加涵泳，摘粹拔尤。况且先生此选重心在于探索诗歌意象的沿革，也许正因为旧选本中的诗歌儿时早已成诵，平居泛览群籍时对与这些诗歌有关的材料留心在意，因而积累日多，筹之烂熟，评注时有据可依、有话可说。而选本外的诗歌，则如陌路相逢，相知尚浅，若欲深交，尚有待时日。而作为科研任务，“官家有程”，是决不能允许“十年磨一剑”的。这恐怕也是先生依傍旧选的原因之一吧。也许正因为依傍旧选，入选诸诗才都没有注明所据版本吧。
但说先生依傍旧选，只是就占其书所选百分之七十四的诗人作品而言的，并不是说先生没有自出手眼之处，《选注》中那些于旧选外增益的诗篇就足以说明问题。应该指出，书中的陶弼、吕南公、徐俯、宗泽、李纲、萧德藻、章甫、洪咨夔、王迈、高翥、周密、萧立之等十二位小家或名家之诗就是完全由先生甄选出来，恕我孤陋，常见的选本中未见其迹。但总的说来，所选还是宋诗爱好者耳熟能详的诗歌居绝大多数。然而不知何故，钱仲联先生竟说其中有一半诗他以前就没有看过，作为一位享有盛名而且也曾选过宋诗的注释大家，这是令人难以想像的。
以上所作乃是一个客观的研究，并不寓褒贬于其间，毕竟，选本的价值第一在于评骘，也就是先生所说的“疏凿别清浑”。而此选中迥不犹人的高妙评论是我所终身服膺的。
至于先生在序中所定的“六不选”原则，我认为有的是完全正确的，有的则稍可商榷，有的还是先生的违心之言。以下分别论之：
一、押韵的文件不选。这是从刘克庄所说“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等语概括出来的。我想原则上人人都能同意，只是在具体鉴赏中人们可能会有分歧。如先生因文天祥的《正气歌》有道学气而摈之于《选注》之外，而这首诗却是历来人们认为光华灿烂、充满浩然之气的杰作。以前“左派”批判者集矢此书，不选《正气歌》也是先生的罪名之一。不过我认为先生执行此原则也有矫枉过正之嫌，如邵雍的《伊川击壤集》，此书一字未选，而《谈艺录》中却明明有着称赏邵诗的文字。朱熹，先生称之为“道学家中的诗人”，他的好些诗并非“语录讲义之押韵者”，此书也一字不登。如此因人废言，当是受到“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之故。
二、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这个标准对于一部普及性的选本来说无疑是应当执行的，但若所作是一部学术性的选本，则以此为标准我期期以为不可。举例来说，宋诗的主要代表江西诗派之诗大致可归入这一类，把此派之诗排除在外就未免失却历史的眼光了。其实先生对这类诗实有偏嗜，他早就说过：“在原则上典故无可非议，盖与一切比喻象徵性质相同，皆根据类比推理而来。”《谈艺录》中对黄诗的用典言之津津，自己作诗也偏向于此一路。故此条并不代表先生对此类诗的真实评价，只是引导初学者当如是罢了。
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这也当视流派而定。如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思潮风靡诗坛，不选此而偏择别调，则读者将被误导，将潢污视为主流了。其实，有些假古董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如先生自己也颇喜爱李攀龙的《岁杪放歌》，认为其虽依仿唐人，却琢磨熨贴，几乎灭迹刮痕，是禅家所谓的“死蛇弄活”。这样的好诗，我们能够不选吗？以宋代来说，不选模拟李商隐的西昆体，那么宋诗发展史上就缺少了一个重要环节，后来黄庭坚的出现便显得十分突兀了。我们发现，《宋诗钞》也未选钱、杨，且未选寇准。先生的理解是“盖钞宋体之诗，非钞宋人之诗”。不过，先生之书既选寇准，那么不选钱、杨就说不过去了。其实，我认为选家不应抛弃自己不喜的名篇，沈德潜《唐诗别裁》选历代传诵而自己不喜之诗的做法还是可以取法的。只要在评语中加以说明就可以了。
四、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在原则上我们可以同意这一点，但在操作上却存在着不少困难。选诗者第一必须书穷万卷，第二必须过目不忘，第三必须善于贯通，三者缺一不可，而一般人却没有这么好的先天和后天条件。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举了史尧弼的《湖上》诗，穷源竟委，指出史尧弼、苏轼、孙樵、韩愈、柳宗元之间接力棒式的语意承袭。只有具有这种穿透历史的眼光，才能识破新漆下的旧货。常人即使有电脑帮忙，也未必有此可能，先生自己也不能处处做到。如梅尧臣《考试毕登铨楼》诗：“不上楼来知几日，满城无算柳稍黄。”机杼全本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徇禄反穷海，卧痾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数句。叶梦得云：“‘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梅诗构思与谢诗相似，谢诗光耀诗史，绝非僻书之比，而先生却也未能将二者联系起来。智者千虑，尚有此失，更何况常人。
五、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从艺术完美的角度来看，先生提出这个标准是对的。只是唐宋以前阅读诗文，往往是“摘句嗟赏”，许多作家的留名、作品的流播也只靠诗文中的一二名句，而这些名句历代传诵，后生晚辈似亦不宜不知。如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梅花》）等脍炙人口，而先生一首不录，想必是因全篇不称之故。我想这似可以采取陈衍《宋诗精华录》之例，设“摘句”一栏以为补救。
六、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这当然是以现代人的审美眼光来看的。采用这种标准，主观的因素太强，有赖于选诗者的学养。先生学富五车，对中国诗史有全面地了解，连他也看不出好处的诗，当然别人更不用说了。然而对于一个普通的或偏激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来说，如果仅凭个人的好恶为之取舍，必将辜负无数古代作者的苦心。其实，传诵一时的篇什必有其被当时大众喜爱的理由，倘经过考索而能约略重现有关的历史语境，我们未必不能找出前人之所以接受的原因来。当然，作为通俗读物，先生的这个标准应予恪守。试问自己也不知其佳，如何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呢？但若是学术性的选本，这些曾经一度风光的诗篇也当网罗勿失，虽一时不能评骘，暂且不置一辞、存而不论可也。
台湾学者孟令玲谓此“六不选”代表了先生“对中国诗学的通盘看法”，实际却大谬不然。我认为，这“六不选”只是先生对《宋诗选注》这本通俗读物所设的的六条“凡例”而已，且其中第二条实为俯就读者阅读水平而设，所不选的诗歌类型绝非先生所恶。这些条例，操作起来不是难于着手就是易生流弊，于学术性的选本也绝不适合。因此，我认为，要找出先生“对中国诗学的通盘看法”，只能到《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中去搜寻，而不能仅捧一本《宋诗选注》就以为尽得骊珠了。
二关于此书的注
钱仲联先生批评此书的注说：“锺书先生在注里全部挖出脚跟，三分之二的诗都讲了有来源，什么在‘他’之前已有谁有这样的诗句诗意，在‘他’之后谁受启发又有什么诗句诗意。我记得锺书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还很俏皮地说：仲联先生为什么不也来几条呢？我不喜欢挖脚跟，这样失去了诗的味道。”
我不赞成仲联先生的说法，他所不喜欢的，正是我觉得最为珍贵的。仲联先生的理由是“诗第一条来源于生活，没有生活哪有诗？”殊不知写诗光有生活还不行，还需要创作方法，更必须借鉴前人积累的创作经验和名篇佳句。宋人并不是在一片平地上建筑起诗歌的大厦的，他们要揣摩传世的名作、探究前贤的得失，以此作为自己创作的阶梯。既然他们在具体创作时正是如此着手的，那么凭什么我们在研究时不能揭示出来呢？即使后人于前辈并非有意规摹，而是无心偶合，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对二者意象表达上的优劣进行比较呢？但真正要达到这一境界，非才高学博识洞且平时留心如先生者不办。检仲联先生所注诸书，如《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人境庐诗草笺注》、《剑南诗稿校注》，的确均无所谓“挖脚跟”处，恐仲联先生非不为，乃不能耳。这样说并无大不敬之意，因为为之实难，连默存先生也并不能如仲联先生所说的那样“全部挖出脚跟”来。这一点下文还将论及。
先生注诗“挖脚跟”处，王水照先生连举王安石《泊船瓜洲》、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叶绍翁《游园不值》三诗之注为例，深得我心。这里我还想举梅尧臣《陶者》、欧阳修《别滁》、李覯《乡思》、张耒《和周廉彦》、张舜民《村居》、唐庚《春日郊外》《春归》、吕本中《春日即事》《兵乱后杂诗》、王庭珪《二月二日出郊》、朱弁《春阴》、陆游《游山西村》、戴复古《织妇叹》、洪咨夔《狐鼠》《泥溪》、罗与之《商歌》、叶绍翁《田家三咏》、乐雷发《秋日行村路》、周密《西塍秋日即事》、文天祥《南安军》、萧立之《第四桥》《偶成》诸诗，这些诗的注解探本穷源，详其演变，解颐析骨，精彩绝伦。胡适评此书时说：“注确实写得不错。”一定指这些地方而言。可惜先生殁后，此曲已成《广陵散》了。
但先生的“委曲寻究、旁通发明”的注释也不是不可赞一辞的，这里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如此选10页（年9月版，下同）林逋《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秋景有时飞独鸟，夕阳无事起寒烟。”先生注“夕阳”句云：“意思说寒烟之外什么都没有。”吴世昌谓其误，云：“‘无事’，无理由，无须乎也，意为无须起寒烟，即无寒烟也。”细味诗意，则二人之解皆未安。“无事”，无端也。读沈佺期《狱中闻驾幸长安》二首之“无事今朝来下狱，谁期十月是横河”及李商隐《忆住一师》“无事经年别远公，帝城钟晓忆西峰”，可以意会。
38页文同《晚至村家》诗：“高原硗确石径微。”先生未注，其实可引韩愈《山石》诗“山石犖确行径微”（《韩昌黎集》卷三）以明其本。
86页张舜民《打麦》诗：“才离海峤麦尚青，转到天心麦已熟。”此二句实点化宋太祖《日》诗国史润色之稿“未离海峤千山黑，才到天心万国明”而成，见《藏一话腴·甲集》卷上（按《后山诗话》、《扪虱新话·上集》卷二作《咏月》诗）。先生未能拈出。
95页唐庚《醉眠》诗“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按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四《山静日长》条以自己山中生活的体验来阐释此二句甚妙，似可略引。
页董颖《江上》诗：“摩挲数尺沙边柳，待汝成阴系钓舟。”注中对“尔汝群物”列举杜甫、卢仝、王安石诸例，而未上溯《诗经》。按《桧风·隰有苌楚》云：“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朱熹注云：“子，指苌楚也。政烦赋重，人不堪其苦，叹其不如草木之无知而无忧也。”考《管锥编》第一册86页论“尔汝群物”，探本及于《诗经》。当是作《宋诗选注》时未能详考，而后来增订时又倦于补入了。
页叶绍翁《游园不值》诗，前面已经说过，先生所据版本有误。前两句当作：“应嫌屐齿印苍苔，十扣柴扉九不开”。如此，则此二句犹有可说：《东坡前集》卷十一《书黁公诗后》序引释宝黁诗云：“满院秋光浓欲滴，老僧倚仗青松侧。只怪高声问不应，瞋余踏破苍苔色。”黄庭坚《又戏题下岩》诗云：“未嫌满院油头臭，踏破苔钱最恼人。”此即叶氏句意所本。又陆游《闲意》诗有云：“柴门虽设不曾开，为怕行人损绿苔。”放翁是怕人家来踏损自己园中的绿苔而不开门，而绍翁则是猜测主人因嫌恶他人会踏损园中的苍苔而拒不应门，二人用意相同。至后二句的探源，窃意尚可插入王安石《病中睡起折杏花数枝》的“已闻邻杏好，故挽一枝春”、《杏花》的“独有杏花如唤客，倚墙斜日数枝红”以及辛弃疾《唐河传》的“几家短墙红杏花”，以明唐宋以来“出墙红杏”一直是骚人墨客描画春色时最喜欢设置的“布景”。
页乐雷发《常宁道中怀许介之》诗：“野巫竖石为神像，稚子搓泥作药丸。”按句式仿杜甫《江村》诗“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以上略举数例以献芹曝。这样做并不是显示自己有什么高明，深知能有所见只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上。饮水思源，研究方法还是受先生所赐。
下面再谈谈此书之注的另一些方面。
词语训诂、名物制度、诗人仕履皆非先生所重，因而此书也遭致了一些批评，先生虚怀若谷，日新其德，在历次重印时都根据他人的意见或自己的新知作了精益求精的修改。修改的情况已有文章作介，无意再赘，兹仅略述年新版尚存在的一些问题（他人已论及者兹不掠美，惟以误攻误者不在此例）：
6页王禹偁《对雪》诗“三馆无公事”句注云：“那时候王禹偁的官职是‘右拾遗直史馆’。”按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王禹偁任右拾遗、直史馆在端拱元年正月。二月，改左、右拾遗官名为左、右正言。诗既作于岁暮，官名当为右正言。王氏《小畜集》卷一八《荐丁谓与薛太保书》云：“主上躬耕之岁，仆始自长洲宰被召入见，由大理评事得右正言，分直东观。”径举新名，不从其朔，也是因为任右拾遗才一月就改官名之故。
18页梅尧臣《田家语》诗“州符今又严”注云：“‘州’指那时候所谓‘府’，就是序里的‘郡’。”又92页唐庚《讯囚》诗“参军坐厅事”注云：“‘参军’在这里指排场十足的官员，并不一定说知府的属官。”其实，宋时除诸都外，升为府者大抵皆帝王以前为藩王时所封之州，并不是凡州皆府。《日知录》卷八《府》条辨之甚明，可参。又诗中的参军既要讯囚，自是司理参军无疑，言“指排场十足的官员”，不妥。据《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司理参军掌州郡讼狱勘鞫之事。
84页孔平仲诗简评言其为新喻人，沿袭了《宋史》之误。《苏魏公集》卷五九有平仲兄文仲《中书舍人孔君墓志铭》，《元丰类稿》卷四二有其父延之《司封郎中孔君墓志铭》，皆言墓主是新淦人。《舆地纪胜》卷三四、《东都事略》卷九四《孔文仲传》、《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清江三孔集》提要皆同。故“新喻”当改“新淦”。
页刘克庄《戊辰即事》：“从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树养吴蚕。”“剩”字未释，不知先生作何解会。据杨绛先生说：“锺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从未释“剩”字看来，先生是将《宋诗选注》的读者的程度估计得太高了，须知“剩”在此并不作“如字”解，而是“多”的意思，不注，则一般读者会照现代的词义去理解，自以为读懂了，实际上却误解了诗意。同样的情况还有：页吕本中《柳州开元寺夏雨》诗的“人传书至竟沈浮”，次页注中虽释诗意，而未引《世说新语·任诞》殷洪乔事以明出处。页高翥《晓出黄山寺》诗“已觉钟声在上方”，未注上方指山顶佛寺。此类甚多，不备举。又上引刘诗“吴蚕”二字，先生说：“苏州当然是出产丝绢的蚕桑之区，不过‘吴蚕’两字也许还是沿用唐诗里的成语。”其实，诗人提的是杭州西湖，注文似乎不当远引苏州。杭州不但在汉代属吴郡钱塘县，在宋人的心目中也是吴地，地有吴山可证。且其人亦称为“吴侬”、“吴儿”，苏轼《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万人鼓噪慑吴侬”、“吴儿生长狎涛渊”二句可证。因此用“吴蚕”正是本地风光，引苏州则迂曲矣。
页文天祥《金陵驿》诗“山河风景元无异”句注云：“暗用王导的‘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并注明出《世说新语》第二《言语》。实则此乃周顗之语，王导说的那句名言是：“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此当是先生凭记忆而写，未曾核对原书之故。
尚有因字讹而误释之例，如页刘子翚《汴京纪事》的“舳舻岁岁衔清汴，才足都人几炬烧”，“衔”字误作“御”字，先生即据以作解：“‘御’是接二连三的意思。”遍查字书，“御”字没有此义。那么，是不是先生据“衔”字作解而笔误或手民误植作“御”字呢？从页《补注》钱先生引戴鸿森说当引《礼记·王制》“千里之内以为御”来看，则既非错写亦非误排，先生是把此字当作“御”字的，其实此字《屏山集》和《宋诗钞》皆作“衔”。作“御”则平仄不调，从整体来看此诗决非拗体，故“御”是误字无疑。先生所据当是讹本。《汉书·武帝纪》云：“自浔阳浮江，……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注云：“舳，船后持柂处；舻，船前头刺棹处也。言其船多，前后相衔，千里不绝也。”此注正好沿用来解释此诗。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云：“创古迄今，舳舻相接。”“衔”、“接”义同，“舳舻相衔”或“舳舻相接”，只是指前船之尾与后船之头相连而已。这在宋代已成常语，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之二五云：“巨艘西下，舳舻相衔。”已写入公文中去了。将“御”字解成“接二连三”，那当是指船队而言了，于句意虽可谓不中不远，而于字义却未免无中生有了。
夏承焘先生曾指出诗注“有过于求备之处”，“不很贴切”，举曾幾《苏秀道中》诗注文为例。所举实不然。作诗本有“反仿”一法，注文拈出前人听秋雨梧桐而失眠添愁诸例，正是为了揭示作者的“旧调翻新”，何“过”与“不切”之有！不过此类情况注中确实存在，却非此例。检页叶绍翁《田家三咏》的第三首云：“抱儿更送田头饭，画鬓浓调灶额烟；争信春风红袖女，绿杨庭院正秋千。”注引白居易《代卖薪女赠诸妓》诗甚切，但接着引苏轼《於潜女》诗“青裙缟袂於潜女，两足如霜不穿屦。……逢郎樵归相媚妩，不信姬姜有齐鲁”，但此诗只是描写农家夫妇之乐而已，末句实是“情眼出西施”之意，语出《诗·陈凤·衡门》“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原非贫富对比（考初版未引苏诗，年版亦然，年版始补。先生贪多爱好，而此处未免误添蛇足），鄙意不如另引宋末谢枋得的《蚕妇吟》以明影响。谢诗云：“子规啼彻四更时，起视蚕稠怕叶稀。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未曾归。”与叶诗机杼全同。
诗注还有过于深求之处。如页注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少住侬家漱井香”，言“道书称清净水为‘华水’或‘水华’，此地又从‘华’生发出‘香’来”。其实，此诗用的是田舍中人口吻，哪里会如此生发呢？范氏平时作诗诚然喜欢用典，但作《田园杂兴》必不致如此。这是由题材所决定的，观同题诸诗可知。实际上，的确有些井水是香的，《水经注·汶水》引《从征记》即有太山大井“极香冷，异于凡水”的记载。《法苑珠林》卷五二記秣陵白塔寺比丘法和“于食堂前试凿井，曾不数仞，而清泉湛然，甘香清美，流未尝竭”。其实连这些文献也不必引，因为只要井水甘冽，人们自然会觉得它是香的。我认为诗注已引的《礼记·月令》“水泉必香”、欧阳修《醉翁亭记》“泉香而酒洌”就完全足够了。
读此选各版，后一版对前一版多有订补之处，绝大部分改动可谓“后来居上”，但也有一些值得商榷。改得好的如乐雷发《乌乌歌》中“何人笞中行”之句，初版注“中行”为“中军”，年版改注为“中行说”；又如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中“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二句，年版注云：“可惜水势不大，没有波浪。”年版删去，甚确，以首句“满川风雨独凭栏”，不可能没有波浪也。原不误而改反误的，则如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首句，初版作“茅檐长扫静无苔”，年版将“静”改作“净”，以后诸版从之。实际上，王集诸本皆作“静”，《宋诗钞》亦然。此字本不误。《诗·大雅·既醉》云：“其告维何，笾豆静嘉。”郑笺曰：“笾豆之物，絜清而美。”杜甫《渼陂行》：“菱叶荷花静如拭。”“静”本有“净”义，不烦改字。改“静”为“净”的始作俑者是《千家诗》，后来石遗老人《宋诗精华录》踵其失，大概是幼时读《千家诗》太熟的缘故吧。还有如姜夔的《除夜自石湖归苕溪》次句“玉峰重叠护云衣”，初版“玉峰”注作“昆山”，年本改注作“指积雪未销的山”，大约是后来发觉由吴江到湖州只经吴江境内的一段吴松江即折入大运河，并不经由昆山境内的吴松江吧。但这一动未免以误改正了。理由有三：一，此诗首句“笠泽茫茫雁影微”与三句“长桥寂寞春寒夜”中二地名皆实指，不应次句“玉峰”独为泛指。二，玉峰是昆山（原名马鞍山）的别名，亦用以指昆山县，宋凌万顷《玉峰志》即可为证。宋时玉峰与吴江都在平江府境内（今日亦同属苏州市）。三，“玉峰重叠护云衣”句表达了诗人欲望马鞍山而不可见的惆怅。其中暗用了一个典故。《太平御览》卷八《天部》八《云》引梁刘澄之《扬州记》曰：“娄县有马鞍山，天将雨，辄有云起，映此山，山出云应之，乃大雨。”昆山原是以出云著名的，姜夔在吴江县境的吴松江上遥望东北，不见昆山，惟见云衣，因作此句。因为若据王安石《昆山慧聚寺次张祜韵》诗“百里见鱼艇”之句（《临川先生文集》卷一六）反推，在百里外的舟中本来也是可以望见昆山的（事实上是否如此，不必作杀风景的考证，诗人兴会，自可如此假定）。此诗首句言雁影看不清，次句言昆山望不见，三句言惟见长桥，其上却寂寞无人，上下意境正相承也。
在体例上诗注也有未惬人意之处，例如往往开出一串长长的书目让人“参看”而不引其文，其中颇不乏僻冷之书，如页杨万里《初入淮河》诗“中流以北即天涯”句注，连引陆游《剑南诗稿》、姜特立《梅山续稿》、袁说友《东塘集》、陈造《江湖长翁文集》、许及之《涉斋集》、戴复古《石屏集》《南宋群贤小集》、汪元量《水云集》、汪梦斗《北游诗集》、《诗人玉屑》、《瀛奎律髓》、《宋诗纪事补遗》之名而未引其诗。一个专业研究者一时都找不齐这许多书籍，更不要提普通的古典文学爱好者了。鄙意宜略加节引以便读者。
又49页王安石《夜直》诗，据周紫芝《竹坡诗话》，乃安石弟安国之诗，实可备一说。若依本书郑文宝《柳枝词》、梅尧臣《考试毕登铨楼》、曾巩《城南》诸诗之例，宜加注说明或作考辨，而先生未作。恐是匆促中遗忘之故。
以先生能作《谈艺录》、《管锥编》的雄才，为什么其《宋诗选注》的注会难以尽如人意呢？依我之见，这是“注”难于“著”之故。若欲著书，只要确定大致的研究方向和范围，平时留心搜集这方面的材料，无关者可以不顾，难解者可以弃置。待积至一定的数量，形成一定的观点，稍加排列即可斐然成章。而注书则不同，乍对古人的作品，典故之笺、本事之发，俱非咄嗟可办。均须随作者亦步亦趋，鞠躬尽力。艰深之语不可避而不注、乏味之书不可废而不查，而强注则往往致误，遍索且常常无获。同时，注书最需要的是时间，有充裕的时间才有上乘的质量。观《宋诗选注》的每一次重印均有优于旧版的修正就足以说明问题。随着时间的进展，读书续有新得，可以补旧说之未备，纠前注之舛谬，而这些材料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相信如果“造物与闲复与健”，先生还会不断修改下去，而此选也会愈加完善起来。
三关于此书的评
评是此选最为精彩的部分，包括全书之序和各诗人诗选前的短论。真知灼见出以如珠妙语，读之真“若受电然”，我对古代诗歌的爱好就是由先生的这些光焰万丈之文点燃的。
迫于政治压力，先生在序中不得不对宋诗的形式主义作了批判，我完全懂得他的良苦用心，他是用批判的口吻来向读者介绍宋诗的特点的，尽管语属违心，却完全达到了目的。这一点，有一位惯作烦琐考证的红学家（他也作过宋人诗选）也看出来了，在年写的《读〈宋诗选注序〉》中，他说：“注者替自己所批判的东西起了推波助澜的客观效用，实际上是宣扬这些应当批评掉的东西。”话虽充满恶意，倒也不曾诬罔，由此也可见“内行人”揭发的可怕。将诗选部分的注释和序并读，我觉得可用扬雄评司马相如赋的“劝百而讽一”来形容，“注”劝百而“序”讽一。这也就是先生所自嘲的“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之处，而正是这一“别出心裁”，使此选能够长留天地，不料却被同行识破，为“罗织经”增添了篇章。
记得先生曾说《管锥编》是一种“私货”，“它采用了典雅的文言，也正是迂回隐晦的‘伊索式语言’”。
我觉得，《宋诗选注》虽以白话写成，用的也是同一种“语言”。
如序12页引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关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的一段话，接着便用宋诗之例来证明这一道理，从西昆体、苏轼、江西派历数到陆游、四灵，说他们都有把末流当作本源的毛病。不但如此，他还上溯韩愈，下推明七子、清浙派、朱彝尊、吴伟业、同光体，说他们皆在古人集中作贼，这样批评，岂不将宋以后的诗人一笔抹倒了吗？如果唐以后的中国诗史真是如此不堪，何必下功夫去进行研究呢？不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吗？
然而恰好在这段批评的前面不远处，有几句话却与之精神全异：“假如宋诗不好，就不用选它。”“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序10页）这才真正是先生给宋诗所作的明确定位，道出了他选注宋诗的驱动因素。宋诗的成就既如此，而其创作方法又如彼，如果抽去了这种创作特色，还有宋诗存在吗？这就使我们有理由猜测，先生是在用形贬实褒的方式向读者介绍宋诗的艺术！
也许有人会说，先生是的确不喜欢古人的这种作诗之法的，在《管锥编》中曾戏称为“锺嵘症”可证，而《管锥编》出于“文化革命”之后，似不会出此违心之言。我说，《管锥编》之出固在“文革”之后，而撰写实在“文革”后期。前面说过，先生承认其书采用了“伊索式”语言，故我们不可仅从字面上去理解先生的意思。实际上先生“文革”后还一直心有馀悸，年《宋诗选注》重印，他还在序中插入“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一段不甚符合事实的语录，即可见一斑。再从先生《谈艺录》论述宋人点化前贤成句之不厌其烦，益可知《宋诗选注·序》中的贬斥语气非出本心，而实是一种高超的“语言技巧”。
因此，读此选的序和简评，首先必须具此认识才可进行阅读。
受先生影响，我也是一个宋诗爱好者（尽管先生本人不甚承认喜欢宋诗），甚至有些沉迷于其“形式主义”，限于资质，在宋诗研究上并无所发明，观点一承先生所树之义，套用其语，那就是在“大判断”上，“他的也充得是我的，而我的何妨原是他的”。然而在“小结裹”上，自信驽马之才尚能为先生拾遗补阙。下面妄举数例：
序6页先生说宋江聚义事在“当时的五七言诗里没有‘采著’”，实际上，李若水《忠愍集》卷二《捕盗偶成》七古写的正是招安宋江之事。记得此诗当年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马泰来先生首先发现的。公之于众后，结束了一场有关历史上的宋江究竟是不是投降派的争论。可见“说有易，说无难”，即使大学者也概莫能外。此段话后来没有加以修改当是先生不甚
